摘　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的群众游行活动首次加入了情境式行进环节。情境式行进具有叙事性和艺术性，其中《青春万岁》一幕还同时带来了浓厚的沉浸感体验。“情境”研究视域下，《青春万岁》塑造了内、外两个“情境”，通过“身体经验”和“共同关注”双重机制的作用下再现和塑造了集体记忆，激发了人们情感能量，实现了“中国人”的身份认同。

关键词：情境；沉浸；集体记忆；认同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以下简称“庆祝大会”）上，群众游行活动首次加入了情境式行进（以下简称“情境式”）环节。《青春万岁》《东方雄狮》《同心追梦》三场情境式分别作为游行活动“建国创业”“改革开放”“伟大复兴”三个篇章的结尾，让游行更富有“情境感”“节奏感”，具有开创性，引发社会热议。其中《青春万岁》最受瞩目和好评，其网络资讯指数（网民阅读、点赞、评论、转发数量以及不喜欢等行为的加权统计得分）明显高于后两者，本文通过情境理论，重点围绕《青春万岁》探究情境式行进的传播价值。

一、情境式行进概况

412名北京高校大学生参演了《青春万岁》，他们身着“的确良”，骑行“二八”自行车，跳集体舞，挥舞红纱巾，呈现了新中国成立后焕然一新、朝气蓬勃的气象；《东方雄狮》的舞狮和中国功夫展现了我国从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以前迅速发展的磅礴气势；《同心追梦》行进乐团演奏《少先队队歌》，向祖国的伟大复兴献礼。三场情境式，既是对群众游行三个篇章的总结，也是对国家发展阶段、发展状态和所处世界舞台位置的隐喻，巧妙衔接、呈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的到强起来的伟大进程。

（一）情境式行进的共性特征

一是叙事性。“建国创业”“改革开放”“伟大复兴”群众游行讲述国家发展历程，建构了一个宏观的叙事框架，那么情境式用微观的叙事对三段历史进程进行了诠释。首先，情境式行进有具体的叙事情节。如在《青春万岁》中，青年男女们拨响老式自行车的铃铛，彼此挥手示意，正如参演人员所说，改革开放以前交通通信不发达，人们常常站在村口等待邮递员骑着自行车送信，自行车代表了那个年代人们的希望。可见，《青春万岁》为参演者和观众提供了一个叙事的想象空间。其次，情境式设置了更明确的意义内涵。如《同心追梦》中由2019名少先队队员演奏《少先队队歌》，寓意少先队队员传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二是艺术性。情境式事先进行了长达三个多月的集中排练，从演员们的姿态、动作、表情，到人群的配合、队形变换都经过了精心的编排。尤其是《东方雄狮》采用了舞狮这一优秀民间传统艺术，并配以鼓、锣、镲等民族乐器伴奏，无疑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集中展示和弘扬。三场情境式，通过有限的参演人员和巧妙的舞台设计展现了各个发展时期的社会面貌，也展现了国家文化特色，给人以美的感受和精神上的愉悦。

情境式总体呈现了叙事性、艺术性等特征，这是三场情境式的共性所在，也是区别于常规群众游行的地方，并非庆祝大会的群众游行活动不具备上述特征，而是情境式表现得更为突出。

（二）《青春万岁》的个性化特征

相较于另外两者，《青春万岁》更富有时代感和沉浸感。《青春万岁》通过高密度、成体系、多维度的符号展演为人们呈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虚拟”空间。学生们骑行的“二八”自行车是当时最为流行的交通工具，也是当时人们结婚习俗中“三大件儿”之一，反映了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是那个年代的产物，也是那个年代的象征；演员身上穿的“的确良”碎花连衣裙、“的卡”衬衣、老式军装以及“外扎腰”的穿衣风格也是那个年代特有的“流行时尚”；而背景音乐《青春圆舞曲》则是创作于1961年，以老唱片的形式风靡当年，这首曲子之后还常被人们用于交际舞伴奏，交际舞自新中国成立后，就走向市民阶层，成为当时国民社交和娱乐的一个重要方式。《青春万岁》选取有代表性的感觉象征符号、物化象征符号和行为象征符号，以小见大地展示了我国1949至1978年的社会生产生活和人民精神面貌，给人以沉浸感。而通过对该情境式受众人群属性进行分析，40至49岁人群的TGI（目标群体在研究范围内对问题关注的强势程度）高达123.7，表明这一年龄段群体对《青春万岁》的关注高于整体水品，而这一年龄段正是上世纪60到70年代出生、成长起来的一代，侧面反映出《青春万岁》富有的时代气息。

二、“情境”的传播学意义

（一）“情境”是仪式传播得以开展的物质基础

戈夫曼认为，“情境”是一种整体性的空间环境，个体进入当中都成为（或即将成为）在场聚集的成员。[1] 他指出，社会情境是指由在场的个体共同维持的小型社会系统和社会实在，或是他们当下感知的正在发生的具有主体性意义的互动。 [2] 阿尔温·托夫勒在《未来的冲击》一书中指出，情境包含五个组成部分：物品—由天然或人造物体构成的物质背景；场合—行动发生的舞台或地点；角色—人；社会组织系统的场所；概念和信息的来龙去脉。[3] 此后，兰德尔·柯林斯提出了互动仪式链理论，他认为人们的一切活动都发生在一定的情境当中，有至少两个人共同在场、共同关注，并能够彼此感知对方的存在，通过互动激发情感能量，做他们认为的道德上所允许和要求的事。

可见，“情境”的功能就是为传播提供“展演”的区域，在“情境”内不仅仅有着信息的传递，也有着对社会关系的联结、建构和维系，属于仪式传播范畴。借用布尔迪厄的“场域”概念，我国学者张方敏曾指出，仪式传播的场域有三层含义，一是仪式传播得以开展的物质场景，二是人们通过大众媒介、个体亲历等传播实践建构的社会关系，三是人们通过想象营造的特定心理情境或仪式场景。[4] 因而，情境是仪式传播得以开展的物质基础，存在和作用于地理、社会、心理三个维度。

（二）“情境”是建构文化世界的基础

詹姆斯·凯瑞传播的“仪式观”认为，传播的最高境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而这个“文化世界”的基础就是传播所发生并不断建构的情境。“情境”越丰满、立体，其所能建构的“文化世界”也就越丰满，越容易对人们产生感召力。“情境”唤醒曾经经历者的记忆，激发不曾经历者的想象，在人们心中营造“文化世界”的图景，并最终建构起为人们所共享的文化世界，形成群体的身份认同。

情境的心理作用机制是营造沉浸感，给人以沉浸式体验。依据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世界可以从物理的空间、意识的空间、媒介空间三个层次来理解，那么，沉浸感实际是指“意识空间中物理空间感知与媒介空间感知的边界模糊化”[5] 因而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制造“沉浸”，一是客观上运用技术强化“情境”所“虚拟”出的传播时空，如虚拟现实技术、增强现实技术、人工智能等，做到“仿真”“搬运”“复刻”现实世界；二是强化人们的注意力，使人们更聚焦于情境当中，忽视“虚拟”之外“现实”的存在。

然而，不论是运用技术还是强化注意力，沉浸式体验的落脚点都是象征符号在情境内的有机、高效组合，因而，沉浸感的最根本的来源“不仅仅是图像的仿真，还有各种媒介信息空间对文化的隐喻”，最终的去向“不仅仅是图像构建的时空，而是图像符号有机组合形成的文化意义”[6] 可见，情境以制造“沉浸式体验”的方式，提供给仪式传播构建“文化世界”的平台与“媒介”。

三、《青春万岁》中“情境”的作用机制

（一）两种情境：“舞台中的舞台”

《青春万岁》作为群众游行“建国创业”的结尾，二者实质上都是一场文化展演，《青春万岁》就像是“舞台中的舞台”“戏中戏”，人们在群众游行的“舞台”上设置了一个以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为背景的舞台，当下的群众游行“演员”同时演绎着那个年代的青年男女们。因而，《青春万岁》实则塑造了两种情境。

一是“内情境”，即情境式本身建构的情境—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依据托夫勒的情境构成五要素，《青春万岁》中的“物品”有“二八”自行车、“的确良”衣物，花环、红纱巾、车铃铛、《青春圆舞曲》等；“场合”并没有特别具体的设定，但是在前文笔者已经指出，情境式为受众提供了想象的叙事空间，因而它的“场合”有无限种可能性，可能是邮递员在送信，也可能是父母亲用自行车接孩子放学，也可能是年轻人们正在跳交谊舞等；“角色”则依托于“场合”，是基于人际传播层面的具体的社会角色，如社会的公职人员，父母、孩子或是情侣等；“场所”同样依托具体的“场合”，可以是邮局、学校门口、咖啡厅等；“信息”则是人们过去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可见，“内情境”实际上是人们当年的集体记忆，它并不十分具体，却令人遐想，让曾经历过的人联想到与“自行车”“的确良”有关的具体情节上来，让不曾经历的人的想象力被激发出来，因而有着非常丰富的记忆空间。

二是“外情境”，即情境式所处的群众游行这一“大舞台”建构的情境。相较于“内情境”，“五要素”更为宏观、抽象。“物品”是整个《青春万岁》；“场合”是群众游行的“建国创业”篇章；“角色”实质上是一个展示过去中国社会的“窗口”；“场所”是天安门城楼前；“信息”则是记录国家发展的日新月异，阐释中华民族能够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原由。

（二）两层机制：“身体经验”和“共同关注”

《青春万岁》实现文化意义的建构，是微观的沉浸式体验和相对宏观的互动仪式链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是“身体经验”带来沉浸式体验。哲学家胡塞尔指出，身体在空间的感知中具有优先性和承载性，身体是知觉经验的方向原点。“二八”自行车、“的确良”是那个年代的人们深刻经历过的东西，依据“接近性心理”规律，人们会对自己熟悉的东西产生的“熟悉感”“亲切感”，因而这些带有年代感的事物一经展出就吸引了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的高度关注，使人们迅速产生回忆，“闪回”到过去的情境，实现了“今天的自己”与“10岁的自己”的身份置换，激发了人们百感交集的内心情感。而对于未曾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们来说，他们则是被新鲜感吸引，沉浸在他们想象的情境之中。相较于《青春万岁》，《东方雄狮》和《同心追梦》两场情境式带给人们想象的空间就显得有限，二者更类似于“广场式”的“表演”，有着明显的“传者”“受者”划分，缺乏类似于《青春万岁》中能够塑造具体“内情境”的“物品”，导致所打造的沉浸式体验没有切实的现实根由，因此不能说是典型意义上的“情境”式行进。

二是“共同关注”激发情感能量。柯林斯的互动仪式链理论指出高度的共同关注和情感联结激发情感能量，形成社会团结。《青春万岁》及群众游行活动为全体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共享的情境，不论是在庆祝大会现场，还是在屏幕前观看这场媒介事件的人们，都对情境式这一开创性活动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与关注，产生沉浸体验，并通过家庭、同事等人际间的交流和网络的互动行为感知到了彼此作为“中国人”的存在，感受到了新中国的欣欣向荣，产生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实现了对“中国人”这一民族身份的认同。

四、情境式行进的传播价值

情境式为广大中华儿女提供了一个情境和窗口，展示了伟大的祖国形象，凝结集体记忆，形成国家认同。

（一）展示国家形象

情境式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层面对我们国家的形象进行了展示。首先，作为庆祝大会这一政治仪式的一部分，情境式无处不彰显着国家权力的神圣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共产党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合法性。其次，情境式也展现了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跃升。如“二八”自行车体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水平，在当时自行车是“大件儿”，而如今，汽车、轨道交通、飞机等成为人们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甚至随着共享经济的出现而出现了“共享单车”，这体现了中国经济状况和经济理念的巨大变化。再者，情境式展现了中国人始终如一的昂扬奋进、勤劳勇敢的精神面貌，结合舞狮、中国功夫等中华传统文化元素彰显了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

（二）凝结集体记忆

情境式具有集体记忆再现、再造和传承功能。集体记忆是具有相同身份的人群在社会交流互动中产生的深远“印象”。尤以《青春万岁》为代表的情境式行进，提供了新中国成立后的“情境”，再现了人们有关那个年代的集体记忆。而三个情境式存在着递进的关系，也在宏观上再现了关于中华民族崛起的时代记忆。同时，情境式还塑造着新的集体记忆。它对曾经集体记忆的重现本身也构成了新的集体记忆，它记录了人们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华诞的喜悦，运用旗帜、自行车、号角、横幅等符号重新构建了一场新的仪式景观，人们在其中，通过共同参与、共同关注，激发出强烈的情感能量，实现了对“中国人”这一身份的再确认，使中华民族更有凝聚力、向心力。最后，在媒体的辅助下，情境式实现了集体记忆的传承。在曾经媒介技术不发达的时候，集体记忆依托教育、书本等实现代际传承，而今，在电视、网络等大众传媒的技术加持下，情境式在重现过去、塑造新的集体记忆的过程中，实现了代际的双向传播，年青一代和老一辈的人们通过直播时的互动交流，了解了彼此时代的文化符号，从而实现了集体记忆的代际交融和传承。

总之，情境式是构建归属感、认同感的基础，以《青春万岁》为代表的情境式是构建国家认同的一大“创造性”手段。

注释：

[1] [2] 王晴锋.情境互动论：戈夫曼社会学的理论范式[J].理论月刊，2019（01）：138，139.

[3] 梁旭艳.场景：一个传播学概念的界定—兼论与情境的比较[J].新闻界，2018（09）：59.

[4] 张方敏.仪式传播场域论纲—对传播仪式观研究支点的探索[J].当代传播，2015（05）：18.

[5] [6] 孔少华.从Immersion到Flow：沉浸式传播的再认识[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9（4）：76.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吕俊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