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入新居虽值得庆贺，但触目可及的“拆”字让人心情复杂。
你根本就不懂，什么叫强烈的感情？在那个年代，吃就是最强烈的感情
李昆武在昆明有个小画室，他在那里完成了大部分的画稿。画室在老城区一栋高层大厦里。抬头是一整面墙的世界地图，背后是一整面墙的中国地图，压在书桌底下的是铺满一整张书桌的昆明地图。老李说，之所以这样设计，是为了符合毛主席的要求，“背靠祖国，面向世界”，他又给自己再多加一句，“心怀家乡”。
他每天早上6点半准时起床，保持着军人的作风，把每天的工作量化，定时定点地完成任务。就这样，他已经完成了包括《一个中国人的一生》等8本书的画稿。
他从自己的出生开始画起。他常常在陪母亲散步的时候，听她讲小时候的事情。那是1955年，一个“人民群众革命胜利的黄金时期”，虽然当时住着集体宿舍，全家最高级的家当不过是台收音机，但人们终于不必为打仗担惊受怕，母亲常常把不满周岁的李昆武放进小背篓里，哼着歌带他去买菜。
那时候，父亲对儿子最大的期望来自当时的报纸：“报上说，昆明一个出生不到6个月的女孩，就会说‘毛主席万岁’了！”
在那个打牌都得“争上游”的年代，他们围在竹编的摇篮边，不甘落后地教儿子说话：“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可是，摇篮里的小婴儿只会支支吾吾地说，“妈……妈……妈主席？”
在这本自传漫画里，李昆武记录下了当时父亲的沮丧。他跟妻子抱怨：“我担心孩子的脑子不怎么灵光，也没叫他做什么稀奇事，我在报纸上看到，在北京、上海那些大城市，好多像他这么大的孩子都能唱《东方红》了。”
所幸，虽然没能生下来就说“毛主席万岁”，李昆武倒也没“落后”太久。上学后，他就拎着颜料，在省委大院的外墙上画宣传画，不是举着《毛主席语录》的红卫兵，就是微笑着挥手的毛主席。他后来还参了军，成了专门画军队战士的宣传兵。他从没上过专业的绘画课，但在一遍遍临摹毛主席肖像的过程里，学会了画画。
父亲送给他一本1960年的《宣传画选辑》，成了他的“艺术启蒙老师”。老李在漫画里画着，父亲抱着还是个孩子的他，凑在台灯下一起看，边看还边给儿子讲解，“世界分为两大阵营，一边是好人，一边是坏人，苏联老大哥是好人，美帝国主义是坏人，喏，你看这张漫画，长着鹰钩鼻的，是坏人。”
长着鹰钩鼻的欧励行对这些内容没意见，但却跟老李在别的内容上吵了起来。漫画里，老李的父亲终于结束劳动改造，回到自己的家。母亲专门炖了一只鸡，做了满满一桌子菜，迎接久别的丈夫。他们一见面就哭，哭得说不出话，可下一幕画面就是吃饭，俩人并排坐在餐桌上，相互谦让一只鸡腿。
在那个食品并不丰盛的年代，母亲把大鸡腿用筷子夹给父亲，父亲舍不得吃，又让给母亲，两个人来来回回，争执着要对方多吃点，翻来翻去几页纸，全都是他们推让鸡腿的手。
欧励行对这段情节不满意，“他们10年没见了，应该有些别的吧，一对分离了10年的爱人，见面不可能就吃一顿饭。”
老李反问老欧，“见面不就是吃饭么，不吃饭还能干什么？”
“那他们接吻了吗？”欧励行说，“夫妻久别重逢，应该会有更激情的爱。你要把更强烈的感情画出来。”
老李毫不认同：“你根本就不懂，什么叫强烈的感情？在那个年代，吃就是最强烈的感情。”
我们垂头丧气和心慌意乱时，有保姆奶奶的慈爱与乐观相伴。
这本书不是画给法国人看的，一定要回到中国
让老李意外的是，在创作过程中，不理解他的不仅仅是老欧。他没想到“创作中的最大敌人”，竟然是自己身边的中国人。
坚持用笔作画的老李直到现在都不会使用电脑，所以总要找个年轻助理帮他。可他找来的80后助理，却总让他“叹为观止”。
“几乎在每一页每一幅图，都有年轻人看不懂的谜题。”李昆武说，“到最后几乎是我给他重上了一遍历史课。可我讲的也不是什么高深的内容，只是一些最基本的概念。我从小最讨厌看历史书，可是没想到，我自己画的这本书，好像变成了本历史书。”
后来，老李但凡找助理，都要先发问，“上一次摸纸质书是什么时候？”可最常见的回答相隔时间都挺远，“上学的时候，课本。”
在老李长大的昆明，在街上找一家酒吧要比找一家书店容易多了。老李有时候会去离家最近的书店转转，那是家两层楼的大书店，可每次去逛，他都感觉自己走进了“廉价服装批发市场”，一张弹簧床，铺满一摞书，旁边还摆个纸片，“十元三本，会员优惠”。
翻开那些书，没几本老李看得上的——不是在教人炒股，就在讲解职场人际关系，还有的书他连书名都看不懂——《我不是教你诈》。回家打开电视机，即便抗战剧也“不怎么能看到历史，看到的都是俊男美女谈恋爱”。
老李发现，对过去的历史不明白的不止是自己的80后助理。他去复印店打印画稿，复印店小妹一边整理打印出来的画纸，一边指着上面的军人服装说，“哦，你在画八路军啊！”
李昆武认真地跟眼前这个看上去20多岁的年轻人说：“小妹妹，这不是八路军，这是解放军。”
结果，小妹似乎没听出其中的区别，答复他：“是吗？那不是差不多吗？”
“从八路军到解放军，中间隔着多重要的历史，现在的年轻人居然分不清楚！”李昆武说，“当时我就觉得，我的书不是画给法国人看的，是画给中国人看的，是画给中国年轻人看的。”
让他有点尴尬的是，他发现有时候，他的外国读者居然比中国人更懂自己。有次在昆明跟学生座谈，在场的法国留学生竟然能够说得清老李书里的背景情况，甚至还能清楚地列出每个历史事件发生的年月。
恰好那次，有个中国学生问他：“为什么你的书不在中国出版？”
“那个时候我就告诉她，我的书一定要回到中国，不然就没有意义了。”李昆武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