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堃仁万里应聘
当在北平协和医院实习的汪堃仁接到国立西安临时大学聘书的时候，辗转耽搁，已经是1939年5月，当时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在南迁途中已经改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而当他历时4个月，行程万余里到达陕南时，西北联大又分别改为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工学院、国立西北农学院、国立西北医学院、国立西北师范学院五校。他相继被合聘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和国立西北大学副教授、教授。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由于协和医学院一直是由美国人控制的，所以汪堃仁尚能在那里继续进行一些科学研究。后来形势急转直下，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他感到再也不能容忍下去了，毅然决定离开协和，到后方去，到已迁往陕西省城固县的母校——国立西北师范学院。
但由于日机轰炸。交通被破坏，需取道海上，绕越南到昆明，经黔、蜀才能到陕西。1939年5月，他终于筹借到路费，遂携带妻女（当时长女两岁，次女才6个月）和简单的行装，开始了西北之行。从塘沽登船，经香港抵越南海防，换乘火车到昆明；再由昆明乘卡车穿过云贵高原，到达山城重庆，此时已是盛夏酷暑的7月了。
在重庆停留期间，敌机不时狂轰滥炸，尸陈遍地，一片慌乱。他考虑到内地教学一定很需要生理仪器，便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找到中央大学医学院生理教授蔡翘所办的教学仪器厂，自己筹款买了几套生理实验仪器，以备教学之用。
那时候，大后方的交通十分困难，四川没有铁路，成渝公路也尚未通车，他和妻子杨淑清抱着孩子带着仪器和行李，由重庆乘江轮溯江而上，到了泸州。这时泸州刚遭受过敌机洗劫，火光未息，一片废墟，惨不忍睹。由泸州经成都、剑阁、广元到陕西，途中多次更换交通工具，有时还得步行，终于在1939年9月到达陕西城固。
汪堃仁一家四口受尽长途跋涉之劳，饱尝蜀道难行之苦。目睹日寇的残暴肆虐、国民党统治的反动腐朽，使他为灾难深重的祖国感到无限的忧虑，也感到肩上的责任。他立即投入教学，购买的仪器也派上大用场。他开设的生理学课程，没有尸体可供解剖，就搜集无主尸体或动物代替，自己动手制作了必须的骨架等多种标本，开出了不亚于北平协和医院水平的所有课程。
汪堃仁后来成为我国组织化学的开拓者，在消化生理、组织化学、细胞生物学等方面均有深入研究，从事教育工作近60年，对促进中国大学和中学生物学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很大贡献。1956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4年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吴世昌、王耀东、汪堃仁3位先生的迁徙目的地均只是西安或陕南，而魏寿昆教授则在从北平到西安、再翻越秦岭到陕南，又在秦巴山地带领学生徒步勘矿，行程总共达2700余公里。其中，仅在汉江流域带队徒步勘矿就达900公里。1939年春，他又踏上了南下远赴西康办学的征程。
魏寿昆南下西康
1939年春，魏寿昆随李书田常委开始了由陕南城固向西南方向西昌的另一次迁徙，在那里筹建国立西康技艺专科学校（今西昌学院）。魏寿昆携妻带女，与大家由陕南乘汽车出发，经四川广元至剑阁，到梓潼，进入成都平原，找到西康技艺专科学校成都接待处，再由成都乘汽车颠簸至雅安。然而，从雅安到西昌的450公里，就只能徒步跋涉或骑马、坐滑竿。这时，不巧的是魏寿昆发现妻子已经怀孕，还带有9岁的女儿，他只好将行李物品放在一副滑竿上，妻子和女儿乘另一副滑竿，自己则气喘吁吁地随图书设备驼队登山。
一路上，一会儿阴云密布，一会儿细雨蒙蒙，一会儿又万里晴空，一会儿穿过土匪出没之地，经过了传说当年唐僧西行取经的晒经关，也战战悠悠地经过了大渡河铁索桥，翻越大相岭顶峰（海拔2830米）和小相岭顶峰（海拔3030米），最终抵达西昌。从城固到西昌全程1079公里，历时12天。就这样，刚一到驻地，他就和李书田校长在暗淡的灯光下谈起了开学的事。
魏寿昆相继任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矿冶系主任、教授，国立西北工学院矿冶系教授及工科研究所矿冶研究部主任。他于1937年受陕西省建设厅委托，作为总领队，与雷祚文、张伯声等教授和矿冶系三四年级19名学生，对陕西安康一带的砂金矿作了勘察，并在区内宣传抗日救亡，是西北联大为地方建设和抗战服务的一次重要活动。
1939年，魏寿昆随李书田创建西康技艺专科学校，发展川西高等教育，为陕西、川西乃至西部矿产开发作出重要贡献。建国后，他于1952年加入九三学社，并任九三学社中央顾问。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2014年6月30日病逝于北京，享年107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