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上抗大
来到延安后，姜鸿起激动的心久久不能平静。那高高的宝塔山，就在眼前屹立，那滚滚的延河水，就在眼前流淌，和他原来听说的想象的完全一样。能到这里来上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打日本的本领，他既满足又自豪。
进入抗大，就进入了紧张的军事生活状态。因为招收的学员太多，住的地方不够，学员们边挖窑洞边学习，有的学员队搬到了延安以外的瓦窑堡、绥德等地。对从小就劳动的姜鸿起来说，挖窑洞这样的体力活再苦再累他都不怕，但对管理和学习，却不太适应。因为抗大主要培养连、排干部，毕业后要到前线的部队去，所以对学员的作风和纪律要求十分严格。学校遵照毛泽东对抗大的校训：“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对学员进行军事化、战斗化管理和训练，从起床、出操到上课、吃饭、就寝，都以普通军人的标准要求。比如吃饭的时间就有具体限定，先是每顿饭8分钟，后是5分钟，不管是否吃饱，必须放下碗筷。姜鸿起从小吃过苦讨过饭，所以很快就适应了。再比如统一整理内务，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棱角分明。夜里常常紧急集合，哨声一响，学员必须在三五分钟之内打好背包，带上个人所有的东西到达指定地点。对此，姜鸿起不但很快就达到要求，而且始终精神饱满，情绪高涨。
根据抗日战争的需要，抗大从政治思想和军事指挥两个方面提高学员的素质，在课程设置上，有政治经济学、哲学、中国革命问题、军事等。在教学方法上，注重理论联系实际，要求学员不但深刻理解，弄懂弄通，还要灵活运用，学会以此解决实际问题。教员在上政治经济学课时，着重讲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关系，上哲学课着重讲唯物主义世界观，上中国革命问题课时着重讲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每节课后都组织讨论，教员常常到学员中间去，和大家一起讨论。姜鸿起积极参加讨论，大胆踊跃发言，并且能够联系自身的经历，讲广大劳苦农民受到的剥削和压迫，以及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重要性和可行性。通过这样的学习，他提高了思想认识和理论水平。
延安的冬天非常寒冷，北风凛冽，黄沙飞扬。抗大的设施又十分简陋，当时连教室都没有，更无取暖设备，学员们上大课或开会时都在露天，膝盖当桌子，砖头石块为凳子，或者将背包多用，夜里铺开睡觉。白天当桌子或凳子。学员们总是冻得手脚麻木，有的甚至红肿溃烂。不过，学员们都是满腔热血的青年人，都是抱着吃苦学本领、毕业保家卫国的决心，政治的热情战胜了大自然的严寒。
抗大的军事课较多，课堂上先讲单兵训练和连排战术，后进行实际演练。姜鸿起不怕苦累，摸爬滚打，一丝不苟，从立正、稍息、匍匐跃进、投弹射击、运用指北针和地形地物等单兵动作开始，进一步掌握班、排、连的进攻、防御等战术及要领。战略、游击战术、战时政治工作等课，教员讲解，学员讨论。教员讲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时，就联系红军在江西苏区反“围剿”和长征途中的作战经验，联系抗日战争的实际，讲述怎样具体运用。再比如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姜鸿起开始感到比较生疏，但一结合实际就能够理解。从毛泽东关于中日力量的对比分析，关于持久战三个阶段的进程以及如何作战等，从而树立了长期作战和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必胜信心。
时间过得很快，几个月很快就过去了，姜鸿起参加了毕业典礼，领导同志勉励学员们到敌占区去，继续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向友军学习，甚至向敌人学习，团结、组织、教育群众，建立、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广泛的游击战争，为抗战的最后胜利贡献力量。
当姜鸿起拿到毕业证书时，心里盼着早点到前线去。可到哪个前线去呢？分配的消息终于来了：到新四军去。
铁笔和钢枪（上）
姜鸿起所到的新四军，是新四军游击支队，在他的家乡豫东、皖北一带，支队司令员兼政委彭雪枫是他尊敬的人。战争年代，军队行踪不定又对外保密，他经过艰苦寻找，才在河南永城以南的书案店找到新四军游击支队。
书案店是河南省和安徽省交界处的一个偏僻小镇，仅有的一条大街横贯东西，两旁的房屋破旧，显得很萧条。姜鸿起找到支队机关，接待的同志看了他的介绍信，询问一些情况，就把他分到《拂晓报》社。
姜鸿起本来想到连队去的，还没等他们开口，接待的同志说：“《拂晓报》刚成立不久，很需要人，你又是延安抗大来的，他们肯定欢迎。彭司令员非常重视《拂晓报》。”一听这些，他不再说什么，便由一位战士送他到《拂晓报》社。
《拂晓报》在十字路南边一家歇业的店铺里。社长王少庸一看到姜鸿起就握住他的手说：“你不是扶沟县的姜鸿起吗，从抗大毕业了？欢迎！欢迎！欢迎从抗大来的新生力量！”姜鸿起说：“我已改名叫姜心启了，是彭司令员给改的。”王少庸说：“为了工作方便，家人的安全，有时就得换个名字。这个名字好，用心去启示人们抗日救国嘛！”接着，王少庸介绍说，《拂晓报》是1938年9月25日在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创刊的。当时，中央军委任命彭雪枫同志为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员兼政委，率部向豫东和皖北挺进。出发前夕，彭司令员决定创办一张报纸，名字是他起的，代表光明即将到来的意思。报头也是他亲笔写的，还亲自写了创刊词。报社现在有九个人，除女同志外，都住在这里。看那个横着的大柜台，里面是麦秸铺的通铺，是我们的宿舍；柜台外边的两间放着三张方桌，是我们的办公室；柜台上的印板、纸张、油墨，是我们的印厂。这还算好的，打起仗来，可能连这样的条件也没有呀。姜鸿起表示要尽早熟悉做好工作。王少庸说，“鸿起，不，是心启，你曾在《大众报·豫东版》干过，正好用上。”姜心启说：“我还得好好学习。”从此，人们只知道姜心启。
人员增加之后，王少庸对《拂晓报》的版面做了调整，对人员进行了重新分工，姜心启分管一版，这个版主要刊登社论和要闻。姜心启便在微弱的油灯光下，伏案默默编稿、校对、咯吱咯吱刻写。刻写是细活，先是蜡纸上分栏分行，画好标题的位置，计算好字数，一个一个刻进方格里。刻字时，用力要均匀，轻了刻不透，重了会刻破。如果错了要改，就得挖补。这些完成后，才能上版、调墨、印刷。每一个环节都是一项精细的技术，只要其中一个环节不好，就不可能印好，或者字迹不清或者撕裂。姜心启虽然字写得好，也曾刻过腊板，但也不敢马虎，他和陈阵、庄方、单裴、杜百根四人，经过反复实践，终于摸索出一套刻印的经验，印出的报纸清楚又美观。
战争情况千变万化，随时需要转移，最频繁时一夜数次转移，编、刻、印只能在行军的间隙完成。常常是夜里行军，白天工作。情况紧急时，他们随身带着钢板、铁笔、蜡纸和稿件，每到一地，或短暂停留时，就在村头场边的稻秸庵子、草棚里，点上一盏油灯开始工作。有一次报纸正在印刷，发生了敌情，彭雪枫司令员派部队阻击敌人，直到把报纸印完才安全转移。成为新闻史上的一个佳话。
1939年冬天，部队来到皖北涡阳新兴集。天气虽然寒冷，但这里却热气腾腾。12月5日，是《拂晓报》出版一百期的日子。毛泽东在写给彭雪枫中的信中，说：“《拂晓报》看了几期，报纸办得好，祝同志们继续努力，作出更好的成绩。”并且专为《拂晓报》题词：“坚持游击战争”，其他领导人刘少奇、张闻天、王稼祥以及滕代远、谭政、徐海东、陈绍禹也题了词。彭雪枫指示出版《拂晓报》百期纪念特大号，要套色。姜心启和所有同志立即投入了这一活动。
报社住在新兴集临街一家停了业的粮行里，共三间房子，里面放着几张方桌，两块砖垫的门板，作为写字台。姜心启和刘秉衡、钱申夫等人，日夜设计版面，精心刻写。他们把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题词，吴芝圃、张震、肖望东等人的文章，小心翼翼地临摹刻到蜡纸上，每人配有一张速写像，刊登了“百期征文”，各地贺信，还有编辑部的九个工作人员王少庸、陈阵、庄方、单裴、李朴人、钱申夫、刘秉衡、姜心启、杜百根写的小传和百期感言及他们的速写像，也登在《拂晓报》上。为纪念出版百期，还办了一个展览会，展出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手迹、贺信，出版刊物、杂志。那几天，新兴集街上喜气洋洋，真像过节一样，姜心启一直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不觉得忙，也不觉得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