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一为赵伊坪
前一时期（1925年—1936年）。在学校的讲坛上有他传播真理的声音，在乡村的农舍和耕地里有他留下的足迹，在旧军队的兵营里有他留下的身影，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不惧风险，辛勤、机智地播撒革命的火种。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赵伊坪和彭雪枫当时都是共青团员，他们带领同学参加北京学生大游行，声援上海工人斗争。接着和同学们到农村去，召集群众大会，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启发农民群众的觉悟。
国共实现第一次合作后，革命力量迅速发展，为了迎接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1926年党组织派他回家乡开展农民运动，迎接北伐军。他在家乡郾城参与成立了文化促进会，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公开办事机构，赵伊坪担任领导工作。先后创办了面向平民子弟的“郾城第一完全小学”；出版了《扶轮》半月刊，宣传革命道理；组织成立新剧团，宣传新文化；建立和发展共青团组织。使那里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是个转折点。国民党在郾城缉捕共产党人，他被迫转入“地下活动”，以后根据党的指示，他先后进入西北军冯玉祥的田春芳部队、杨虎城的马青宛西安警备司令部、鲁南第四民团军谢书贤部队，通过结识进步官兵，建立党的组织，培养革命火种。其间，一度掌握了一个营的兵力为起义做准备。有的官兵以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如曾任甘肃省军区副司令的熊义吾同志，就是在西北军与赵伊坪结识后参加了共产党。
1933年至1935年，赵伊坪奉组织派遣，在河南大学与康午生（即王国权，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驻外大使、对外友好协会会长）、赵毅然联系上，他们在河南大学秘密建立了“西北研究会”，举办关于东北军、西北军前途命运的专题讲座。后来康午生介绍他到河南杞县私立大同中学任教。他在大同中学创办了校刊《群鸥》。在他和校内党员与进步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大同中学成为我党在豫东的活动中心，在那里为革命培养了大批人才。抗日战争爆发后，有不少师生奔赴延安，走上抗日战场。
曾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的穆青同志，当时是大同中学的学生，1937年参加了八路军。穆青曾在《人民日报》发表纪念赵伊坪烈士的文章中这样说：“多年来，无论身在何处，他在我幼年心灵中播下的革命理想和高尚的做人品德，都一直成为我终生不渝的追求。”他的这番话最好地诠释了赵伊坪播撒革命火种的深远影响和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