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由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按照原定计划，中央红军准备转移至湖南西部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没有打算要作太远的长途跋涉，但在转移途中根据敌情的不断变化，中央红军先后七次改变落脚点，终于在第八次时选中陕北作为革命的大本营，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
最初把湘鄂西作为落脚点
1934年春，由于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形势日益严峻。广昌失守后，红军从内线打破国民党“围剿”的希望彻底破灭。面对国民党军步步逼近中央苏区腹地，博古、李德一筹莫展。5月，中央书记处决定进行战略转移，并报请共产国际批准。在获得共产国际同意后，中央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负责筹划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事宜。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8.6万余人从江西于都开始撤离中央苏区。
中央红军第一次选择的落脚点是湘鄂西。当时，“三人团”之所以选择前往湘鄂西落脚，主要原因是：去湘鄂西有红二、六军团接应，并且路途并不十分遥远；湘鄂西位于四省之交，山高林密，便于开展游击战争；此前派出的红六军团向湘西探路成功；等等。出发前，向湘鄂西转移的计划是秘密的，只有“三人团”和极少数几个人知道，就连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也不知道。当中央红军向湘鄂西转移时，蒋介石集结近20万大军在湖南洪江、芷江，贵州松桃、铜仁、石阡一带设置了四道封锁线，其中湘江天险为第四道。为强渡湘江，红军各军团浴血奋战，损失惨重。烈士鲜血染红了湘江，以致当地百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锐减至3万余人。这时，敌军在前方已布好阵势，如果中央红军还按原定计划继续前往湘鄂西，等于自投罗网。因此，毛泽东在湖南通道会议和贵州黎平会议上两次力陈应放弃前往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主张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得到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多数人的支持。中央政治局12月18日在黎平会议上决定：“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这是中央红军第二次选择落脚点。
在川滇黔数易落脚点
按照黎平会议落脚遵义地区的精神，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占领遵义城。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分析了黔北多为少数民族，且人烟稀少，不利于建立根据地。相反，川西北人稠物丰，还有红四方面军接应。在遵义期间，蒋介石调集中央军148个团连同黔、川、湘、滇、桂各路军阀约40万人合围红军，意欲“聚而歼之”。于是，党中央在遵义会议上作出“改变黎平会议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定，确定红军北渡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的决定。这是中央红军第三次选择落脚点。
随后，中央红军准备北渡长江，向川西和川西北进军，并电令红四方面军配合。然而渡江前，红军在土城战斗中失利，不得不改道西渡赤水河进入云南境内。在扎西（今云南威信）地区，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分析了敌情，认为我野战军原定渡河计划已不可能实现，决定“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这是中央红军第四次选择落脚点。
接着，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回师黔北，重占遵义。然而，在敌军优势兵力面前，红军一直无法在川、滇、黔边站稳脚跟。为了甩开围追堵截的多路敌军，红军接连三渡、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后又直逼昆明，然后迅速北上，于5月初在云南渡过金沙江。中央红军在云、贵两省辗转苦战达4个月之久，都没有成功创建根据地。渡过金沙江后进入四川境内，终于迎来一片新天地。此时中央红军也元气大伤。考虑到川陕根据地有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8万余人，且川陕根据地面积和人口规模仅次于中央苏区。因此，在四川会理会议上中央政治局决定“立即北上，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这是中央红军第五次选择落脚点。
随后，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在懋功期间，中央结合日本侵占华北的新形势，提出放弃会理会议的原定计划，主张继续北上，以川、陕、甘边陲地区作为落脚点。对此，张国焘持不同意见，认为南下川、康边或占领青海、新疆更有利。因此，中央在两河口会议上再次调整落脚点：“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这是中央红军第六次选择落脚点。
两河口会议后，中央集中力量北上。不料，张国焘又出尔反尔，甚至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于是，党中央率部分红军迅速北上到达甘南迭部县俄界。在俄界，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鉴于红军内部发生重大变化，且此时只有中央红军第一、三军北上，中央遂第七次选择落脚点：应“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为打通国际关系，中央决定派谢觉哉、毛泽民前往新疆建立交通站。
最后把陕北作为落脚点
俄界会议后，为打通进入甘南的通道，中央红军突破了天险腊子口，又翻越了岷山，当部队即将到达甘南宕昌县一个叫哈达铺的小镇时，毛泽东指示一纵队侦察连连长梁兴初、指导员曹德连，要他们到哈达铺找些“精神食粮”，就是把近期的报纸杂志都找来。当时哈达铺虽然是一个小镇，但这里开设了邮局，能收集到一些报纸杂志，这是当时中央红军获知外界信息的主要渠道。毛泽东在找来的报纸中发现一份《西京日报》上载有“蒋令五省各部队围剿陕北共匪”的报道，又在一份《大公报》上看到“陕北军事形势转变刘子丹徐海东有合股势”的报道。毛泽东敏锐意识到在陕北有一大片苏区和数量可观的红军，而且徐海东率领的红二十五军也到达了陕北。此前，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已经在陕甘建立起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根据地也具备相当规模。毛泽东在哈达铺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提出要到陕北去，说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在此后的榜罗镇会议上，中央政治局认真分析了全国新形势和陕甘根据地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再次认为在陕北落脚可以实现北上抗日的战略目标，有利于开创革命新局面。1935年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召开会议，又一次分析了日本独占华北、反帝革命在全国酝酿、陕北群众急需革命的新形势，认为这些是粉碎敌人“围剿”的有利条件。毛泽东说，我们的任务是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陕、甘、晋三省是发展的主要区域。这次会议正式批准把革命的落脚点放在陕北。这是中央红军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选择落脚点。
长征途中七易落脚点，既是党内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作斗争的过程，也是确立毛泽东在军事上的指挥权的过程，集中体现了党的正确领导是长征胜利的根本原因。正如毛泽东所指出：“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