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夏秋之际，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赴延安和晋绥边区考察采访。其中，3名外国记者在晋西北抗日前线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实地考察，见证了边区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勇斗争。他们写下大量通讯和评论，并出版了反映边区军民抗战实绩的著作，将根据地的真实面貌呈现出来，让全世界看到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战真相。
1944年10月25日，中共晋绥分局机关报《抗战日报》上刊登的《盟邦记者来晋绥边区参观》的报道。中央档案馆藏
究竟封锁线后面发生了什么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反攻阶段。在中国，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腐败无能，在抗日战场上节节败退，不仅使广大民众大失所望，也引起了盟国的强烈不满。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敌后战场不断取得胜利，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为尽快结束战争，美、英等国需要充分利用中国的人力物力，增强对日作战力量。因此，中共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与敌后抗日根据地便成为他们关注的对象。
然而，自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和新闻宣传方面对各根据地进行严密封锁，严格禁止新闻记者，尤其是外国记者赴抗日根据地参观、访问。由于国民党的政治隔离、新闻封锁和舆论欺骗，使得国内外很难了解到中共领导的抗日军队及各抗日根据地的真实情况。
“红色中国”成为西方记者心中的“未知之地”。八路军真的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专打友军、不打日本”和“游而不击”吗？边区是“封建割据”，还是“自由光明的乐土”？外国记者想到解放区了解真实情况的呼声不断高涨，正如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所说：“究竟封锁线后面发生了什么？这些共产党果真象（像）政府当局形容的那样坏吗？他们是不是背叛了中央军？他们可曾拒绝打日本？”要回答这些问题，只有冲破国民党的阻挠，到边区进行一番考察才能得到真实的答案。
其实，早在1943年多位外国记者就曾提出到延安采访的申请，国民党当局一直拖着不办。1944年2月16日，福尔曼、爱泼斯坦等多位在重庆的外国记者再次联名致信蒋介石，要求访问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驻地。23日，蒋介石迫于舆论压力，批准了外国记者的请求。爱泼斯坦后来回忆说：“这是国民党将近五年来禁止中外新闻界访问解放区的第一次突破，是在记者招待会和其他场合经过几个月的舌战和斗争之后，蒋介石才被迫同意的。”
对于外国记者的来访，中共中央非常重视。3月4日，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将这一重要信息急报延安。毛泽东收到电报，当即批给十几位同志传阅。9日，周恩来致电董必武转外国记者团说：“我受毛泽东、朱德两同志及中共中央委托，特电你们表示热烈欢迎。”他还请董必武通知驻渝《新华日报》记者龚澎及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交通科长龙飞虎，到时陪同和护送外国记者来延安。4月30日，记者团的行程大体确定，毛泽东又致电董必武，请他转告外国记者：“诸位来延，甚表欢迎。”
5月17日，由21人组成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从重庆出发，经宝鸡、西安前往延安。记者团包括斯坦因（美联社记者）、爱泼斯坦（《纽约时报》《时代》记者）、福尔曼（合众社、《泰晤士报》记者）、武道（路透社记者）、夏南汉神父（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记者）、普罗岑科（塔斯社记者）6名外国记者以及国统区9名中国记者、6名国民党指派的工作人员。他们希望此行能了解到边区的施政纲领、生产、贸易、行政、教育、卫生保健等方面的真实情况，以及参观人民代表机构、赴黄河以东访问抗战前线军队等。记者团于6月9日抵达延安，先后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参观访问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学校、工厂、农场等，还和2000多名群众一起观看了秧歌表演。7月12日，记者团中的全体中国记者及外国记者夏南汉神父离开延安返回重庆，斯坦因、普罗岑科继续留在延安采访，其他3名外国记者前往晋绥边区访问，希望能在前线看到八路军抗战的真实场景。
八路军是最有纪律的军队
为进一步了解中共抗日的真相，爱泼斯坦、福尔曼和武道同国民党中宣部陪同人员张湖生一行离开延安，几经辗转于8月30日抵达晋绥边区党政军机关所在地山西兴县。
晋绥边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敌后抗日军民创建的19个重要解放区之一，由晋西北和大青山两块根据地组成，是八路军三大主力之一的第120师的主要活动区域。这里是抗战的前沿阵地，更是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的屏障，边区军民在党的领导下英勇战斗，使日军多次企图越过黄河进犯陕甘宁边区的行动归于失败。
在兴县，外国记者受到边区各界的热烈欢迎，他们参观了边区各领导机关与抗战日报社等。在31日举行的欢迎晚会上，福尔曼作了简短的讲话：“在我们来到延安之先，听到西安某高级长官说，中国共产党已六年不抗战了。”大家哈哈大笑起来。会场安静下来后，他接着说：“我们要到前线看一看，共产党八路军如何在前线打日本……我想假使我们能看见我们所希望的，一定会让全世界人士都晓得了。”
为了满足外国记者想看一下根据地军民真实作战的要求，晋绥军区安排他们到战斗激烈的第八军分区参观。途中，记者一行与参观八路军前线救护工作的美军观察组军医卡斯堡少校相遇，遂一同赴前线参观考察。
9月6日，外国记者到达第八军分区。在听完关于根据地军民斗争情况简要介绍后，他们参观了地雷网保护下的战地医院和设备简陋的游击兵工厂。据当时陪同参观的第八军分区政委罗贵波回忆，当外国记者们看到设在深山丛林的土窑洞里和草丛中的医院，连简单的手术室、病房都没有，也没有一般的磺胺药（抗菌类药物），感到十分惊讶。卡斯堡双手一摊，不住地耸肩摇头，感慨道：“这哪能算得上是医院！”看到用土办法制造武器的兵工厂，精通武器的福尔曼伸出大拇指，称赞不已，并意味深长地说：“我们美国的军火事业空前发达，世界上许多的国家都乐意使用这种第一流的现代武器。贵方如果能得到这种奇妙的武器，可以获得更大的成功。”我们的工人们风趣地回答：“只要敌人有，哪怕是世界上第一流的，我们也就会有！我们就依靠这些低劣的武器，夺取敌人精良的武器来装备自己。”记者们看到铸有“抗战”“胜利”等字样的手榴弹和地雷，连连称赞，每人还带走一枚手榴弹壳作纪念。
在去往前线的路上，外国记者对护送他们的八路军印象深刻。福尔曼毫不掩饰地夸赞说：“八路军的正规军也许算不得是我在中国看见的装备最好的军队，但他们无疑地是训练最好，最有纪律的军队。”他还生动地描述了八路军与其他军队的区别：“别的任何军队的士兵，在行军时总是任意地掮着枪；这些士兵却象（像）阅兵一样地规矩，枪掮在肩上，形成正确的角度，整天就那样地行动着，精神一点也不松弛。每隔几分钟，军官要吹一次哨，那时大家把枪从一边肩上移到另一边去，动作完全是一致的。当下令休息时，士兵并不任意散开——他们仍旧排成队伍，军官喊了一声，他们就整整齐齐，一排一排地蹲下。”福尔曼看到八路军非常爱惜自己的枪，只要一有时间，“他们总要拿出布块来，在他们心爱的来复枪上小心地擦着微小的斑点”。他还好奇地把每一支枪拿过来查看，发现“没有一支枪不是一尘不染的”。最后，他不无感慨地说：“光是这一点，就教会我懂得了这些人的许多事情。”
八路军战士不仅训练有素、纪律严明，而且时刻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福尔曼说，“他们是一群你所看到的最快乐的青年。他们具有充沛的精力和精神。他们不停地唱着歌，歌声中间插着欢呼和喊声，甚至在上上下下攀登多石泥滑的山道时也是如此……一跑到陡峭的地方，他们就大声地喊道：加油！加油！”
揭穿一切造谣污蔑
在行进的路上，外国记者经过一些埋有地雷的村庄。地雷战是边区军民在与日本侵略者的长期斗争中创造出的巧妙战法。记者们看到东一块松土，西一块木牌，还有石灰撒成的圆圈，简直吓得不敢落脚。
福尔曼在报道中记录了一个到处都埋有地雷的村子，说那个村子是他所见的抗战气氛最浓的一个，每一条路，每一条山道，都密密匝匝布满地雷。地雷不仅藏在道路上，还埋在田野中，“每一处安放地雷的地方，土里都插着警戒牌，敌人一逼近，很快地就可以拿掉”。当记者们经过这个村子，骑着马弯弯曲曲地穿过那些竖着的警戒牌时，“担心得要起鸡皮疙瘩”。他们在村子里看到，“每人身边都带着一种武器——背上扛着来复枪，或在屁股后面挂一只捣杵一样的手榴弹”。外国记者深刻感受到，虽然边区缺少先进的武器，但军民斗志昂扬，“战斗精神”“莫大的勇气”正是战胜敌人最宝贵的力量。
9月15日下午，外国记者团到达距离汾阳城约10公里的向阳镇。当天晚上，八路军某部与游击大队袭击了汾阳飞机场和火车站；第二天晚上，又分头袭击汾阳城附近敌人的发电厂和火柴公司。这两个晚上，外国记者都登上坡头村的堡墙观看了夜战的情景。虽然已至深夜，但外国记者们“目睹汾阳上空浓烟笼罩，火光熊熊，异常兴奋”，都迟迟不肯离去。
17日晚，记者团又观看了八路军奇袭协和堡的战斗。随着夜空划过3颗红色信号弹，震耳的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便响了起来。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协和堡便被攻下。外国记者听到捷报传来，惊讶地发出一片感慨：“你们没有飞机大炮，怎么能够这样迅速打下据点、消灭敌人呢？”
第二天清晨，记者就见到战斗归来的八路军战士、游击队员和民兵，他们扛着各式各样的战利品，押解着俘虏胜利返回。附近村庄的群众听说八路军又打了胜仗，纷纷提筐携篮，满盛瓜果，兴高采烈地赶来慰劳。记者看到这动人的场面，有的忙着记录，有的忙着拍照。武道说：“三天的战斗，证明八路军游击队，比日本军队打得好。中国人民有能力一步步将日本赶走。”爱泼斯坦激动地表示，要将所见的报道出去，揭穿一切对八路军的造谣污蔑。
21日，军分区在关头村河滩上召开祝捷大会，外国记者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福尔曼说：“过去有人告诉我们说，八路军不打仗，没有伤兵，没有俘虏，人民害怕八路军，恨八路军，今天这些谎言已被事实揭穿了。我看到了八路军在英勇的作战，八路军有很多的伤兵，有大批的俘虏，人民在热爱着八路军。”记者亲眼看到了边区军民艰苦抗战的实际情况，他们表示要将所经历的一切告诉全世界人民。
把真相告诉全世界
10月2日，记者团结束对晋绥边区一个多月的参观、访问，西渡黄河返回延安。他们在敌后抗日根据地采访期间及返回重庆后，将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先后在中国和欧美重要报刊上发表了几十篇采访报道。
记者们还出版了反映根据地军民抗战业绩与建设成果的著作。福尔曼于1945年出版专著《红色中国报道》（后译为《北行漫记》），从亲身经历出发，记录了边区军民英勇抗战的生动事迹。爱泼斯坦于1947年出版《中国未完成的革命》，客观反映了抗日根据地的艰苦斗争和实行民主生活等情形。武道返回重庆后发表了《我从陕北回来》一文，从8个方面较为客观地谈到边区的所见所闻，作为国民党中宣部顾问，他的报道引起重庆舆论的极大关注。
武道发表的《我从陕北回来》（部分）中央档案馆藏
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写道：“在国民党统治区，在国外，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封锁政策，很多人被蒙住了眼睛。在一九四四年中外新闻记者参观团来到中国解放区以前，那里的许多人对于解放区几乎是什么也不知道的。”对记者团此行采访工作的长远影响给予了肯定。
这次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对延安和晋绥边区的参观、访问，冲破了国民党反动派多年来对中共及其领导的抗日军队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新闻封锁，让全世界了解到边区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勇斗争以及他们在炮火中生产、生活的实况，有力地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诬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