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
位于深圳市龙华区的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是岭南地区收藏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史料及文物最多，也是深圳市唯一的主题性纪念馆。“保卫祖国 为民先锋”——纪念馆内，著名爱国人士邹韬奋赠给曾生同志的一份题词复制件，吸引不少观众驻足，带领大家回到那场惊心动魄的大营救行动。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侵华日军攻陷香港。香港沦陷后，一大批在香港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工作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陷入危险境地。日军不仅分区分段展开搜查搜捕，还贴出告示，限令他们前往指定地点报到，否则格杀勿论。这些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大都是由内地辗转疏散到香港的，难以寻求当地庇护，一旦落入日寇手中，后果不堪设想。
危难之时，中国共产党挺身而出。1941年12月，周恩来连续致电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等人，指示要尽一切努力，营救被困留在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将其转移到大后方安全地区。
接到命令后，廖承志立刻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依托东江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前身）组织制订营救“三部曲”：首先设法与滞留在港人士取得联系，帮助他们迅速转移隐蔽；然后组织秘密护送，分批将他们撤离香港，转到东江游击区；最后再通过各种关系和途径，将他们送往内地大后方。
看似简单的营救行动，实施起来却处处险情密布，其间有日军岗卡，又时有土匪抢劫。而且，游击队当时只有300余人，财力物力有限，要完成这样艰巨的任务，必须全力以赴。游击队选择在日军防守薄弱地区开辟交通线，尽量避免与日军、伪军发生冲突。他们向当地绅士们筹款，以保障营救经费，还在从香港九龙至惠州白石龙百余里的交通线上，设立多处秘密接待站。
为确保安全，游击队计划派出最精干的交通员做向导，分批接送；多走山区和农田小路，尽量避免遇到日军和熟人；又派出便衣武装人员和警戒哨，一段一段地护送；再请平常与绿林道上有交往的人员出面，对沿线的维持会、土匪等做好统战工作。
1942年元旦，经过周密部署，一场规模庞大的秘密大营救拉开序幕。
首先是“先锋队”开路，廖承志等人先行出发，他们在地下交通站人员和短枪队的掩护下，秘密撤离香港，并在沿途逐一检查接待点，安排转送工作。
而后是水陆并举，同时施展营救。
陆路营救方面，1月9日，茅盾、戈宝权、叶以群等人混在难民群中，从香港洛克道临时集中点出发，由交通员引领穿街越巷至铜锣湾避风塘，穿过被剪开的铁丝网缺口登上大驳船。在此前后，邹韬奋、胡绳、廖沫沙、于伶等数十人也从其他集中点由交通员护送上船。
10日凌晨，交通员带领大家分别改乘3条披有草席篷的小艇，借着铜锣湾出口处巡逻日军换岗之机，疾驶渡海，安全抵达九龙市区的秘密接待点。
11日，一行人再次打扮成难民撤离九龙市区，在游击队护送下，沿西线入青山道，经九龙径到荃湾、元朗的交通线，避开日军的检查岗哨，冒险通过日军封锁线，进入大帽山区；然后翻山穿谷，经元朗十八乡、落马洲，渡过深圳河，安全抵达羊台山抗日根据地。
水路撤离方面，作为重点营救对象的何香凝、柳亚子等人，因年老体弱不易跋山涉水，因而安排他们乘船从水路撤离。
10日，地下党员用小船载何香凝、柳亚子及其家人前往长洲岛，拟从那里转乘两艘机动帆船前往汕尾。然而，此前日军已下令没收一切机动船只的发动机。这样一来，机动帆船就变成只能依靠风力行驶的帆船了。
15日，何、柳两家人，与海丰商人一起，乘坐两艘帆船从长洲出发。岂料出海后风平浪静，被迫在海上漂流多日。在漂到新界附近的牛尾海时，船上准备的粮食和水已耗尽。正当大家焦急之际，游击队的巡逻船出现了。他们听说何、柳等人在船上，立即向上级报告，随即送来食物和饮用水。大家这才化险为夷，最终安全到达汕尾海丰县马宫港。
就这样，一批批人员分别从陆路、水路陆续撤离。
这场规模宏大的秘密大营救，历时近200天，共撤离800余名进步文化界人士、爱国民主人士及其家属，还营救出一批国民党驻港人员和外国友人。其间，无一人被捕，无一人牺牲，是为“胜利大营救”，并被茅盾称之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这一壮举蜚声海内外，对于扩大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在各界人民和海外的影响、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秘密大营救保护了中国的“文脉”和精英，这批文化精英后续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和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