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西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里珍藏着这样一封红色家书：

“我的绝命书及遗嘱你必能见着，我直寄陕西凤笙大嫂及五六诸兄嫂。你不要伤心，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战线，并要用尽一切的力量教养虎、豹、熊三幼儿成人，继续我的光荣的革命事业。我葬在大庾梅关附近。十二时快到了，就要上杀场，不能再写了，致以最后的革命的敬礼。”

这是1935年，刘伯坚被捕入狱期间，在狱中给妻子王叔振写下的感人肺腑的最后一封家书，遗憾的是，刘伯坚被捕期间，妻子王叔振在闽西游击区不幸牺牲，最终也没能看到这封悲怆壮烈的“绝命家书”。

3月21日，刘伯坚被押到城隍庙大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敌人对刘伯坚进行了最后一次劝降，可他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始终坚贞不屈、视死如归。在狱中他大义凛然，给家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几封家书。这些家书，是对家人的深情牵挂，更是对崇高革命理想的赤诚与坚守。

刘伯坚家书（资料照片）江西文明网发

坚守革命理想与信念

在充满残酷斗争、生死考验的革命战争年代，刘伯坚深知肩负重任，无暇顾及家人，但他更明白，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必须舍小家顾大家。在写给妻嫂的信中，刘伯坚详细描述了三位幼子的托付。牺牲前刘伯坚已与四川老家八年不通信，“听说久已破产，又被抄没过，人口死亡殆尽”，自己又“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把三个幼儿的养育都要累着诸兄嫂”，解释到“为着中国民族就为不了家和个人，诸兄嫂明达，当能了解”。对家庭无奈解释的背后却是对家国情怀的深刻诠释。

刘伯坚家书（资料照片）新华社发（中央档案馆提供）

在信中，他对孩子们的未来提出殷切期望，希望他们能接受教育，长大后自食其力，“诸儿受高小教育至十八岁后即入工厂作工，非到有自给的能力不要结婚，到三十岁结婚亦不为迟，以免早生子女自累累人。”在给儿女未来的规划中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和民族命运紧密相连，“最重要的诸儿要继续我的志向，为中国民族的解放努力流血，继续我未完成的光荣事业。”在给妻子的绝笔信中，他提到，希望把孩子养育成人“要用尽一切的力量教养虎、豹、熊三幼儿成人，继续我的光荣的革命事业”。

刘熊生刚出生一个月，王叔振就把他寄养给当地人，在家书中写下了“但木有本水有源，父母深恩不可忘记，仍要继承我等志愿，为革命效力，争取更大的光荣”等内容。后续，王叔振给刘伯坚写去这样一封信：

就这样，刘伯坚为了革命事业，在前往中央苏区前，将三个儿子都托付给他人寄养。大儿子虎生托付给妻嫂带回西安抚养。此后，虎生再也没有见过父母亲。豹生则被寄养在一只商船上，熊生刚刚出生一个月，就被母亲送给闽西连城县芷溪村黄荫胡家抚养。直到刘伯坚、王叔振牺牲44年后，1979年5月，刘熊生三兄弟才终于首次相聚。

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

“弟准备牺牲，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这是刘伯坚1935年3月16日在狱中给兄嫂写下的家书。刘伯坚在面对死亡时的坦然与从容，更让人肃然起敬。他预见到了自己的结局，却不愿拖累“友人”，并在信中告知兄嫂“千万不要去找于先生及邓宝珊兄来营救我”。于先生为时任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邓宝珊亦在国民党政府内任职。大革命时期，二人曾与刘伯坚一同工作。国民党背叛革命后，虽然两人仍对刘氏夫妇“殷殷照顾”，但刘伯坚指出：“我为救中国而犯危险，遭损害，不须要找他们来营救我。”因为他深知“与他们走的道路不同”。不愿“丧失革命者的人格”，只愿“为中国民族争生存、争解放”。

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跃然纸上，以大无畏的革命勇气，写下了“为中国革命牺牲毫无遗恨”的豪言壮语。表露出“决定一死以殉主义，并为中国民族解放流血”的决心。他相信，自己的牺牲是有价值的，“不久的将来中国民族必能得到解放”。这种乐观与坚定的信念，犹如黑暗岁月里的一盏明灯，照亮了通往胜利的革命之路。“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刘伯坚用生命践行了他的铮铮誓言。

刘伯坚家书（资料照片）江西文明网发

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革命的道路充满艰难险阻，无数的仁人志士为了民族的解放、国家的独立，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他们用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英雄赞歌。刘伯坚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将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事业中。

在新时代，我们要传承和弘扬刘伯坚等革命先烈的精神，坚定理想信念，勇于担当作为，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同时，我们也要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铭记历史，缅怀先烈，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参考资料：中华书局出版，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教育局编《百年革命家书》；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编《红色家书——革命烈士书信选编》；共产党员网；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