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北遵义，红色圣地，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刻下了永恒的印记。
遵义，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转折之城”。88年前，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力挽狂澜，解决了党内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将濒于绝境的中国革命拯救出来，开辟了中国革命胜利的航向。
淅淅沥沥的冬雨下，怀着庄严的情思，走进遵义红花岗区子尹路96号——遵义会议会址参观。进入院门，抬眼望去，毛泽东亲笔题写的“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大字，镶嵌在门楣上。这六个大字飞洒、遒劲，充满革命豪情，令我想起了毛泽东说过的一句话：“我们认识中国，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
沿着二层小楼的木质楼梯拾级而上，穿过回廊来到遵义会议会址，房间中间放着一张板栗色的长方桌，天花板中央吊着一盏旧式煤油灯，四周围着一圈藤心靠背椅，桌下有一只当时用来取暖的炭火盆。
历史选择了遵义！中国革命选择了遵义！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党中央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次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问题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铸就了“坚定信念、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敢闯新路、民主团结”的遵义会议精神。
遵义会议，经历了从酝酿、准备到召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起了主导与决定作用。
周恩来在《党的历史教训》中回忆遵义会议说：在进入贵州前后，就争论起来了，开始酝酿召开政治局会议。从黎平往西北，经过黄平，然后渡乌江，到达遵义，沿途争论更烈，在争论过程中，毛主席说服了中央许多同志。
党和红军大多数高级干部的觉悟和团结，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会议室墙壁上，悬挂着参加会议人员的照片，他们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陈云、朱德，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红军高级将领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列席会议的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
遥想当年，与会者走进会场时，他们的脚步是沉重的。会议中心议题是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检讨在反对第五次反“围剿”中与西征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
生死攸关的方向问题是会议的切入点。1月15日晚七点，会议开始，博古作“主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张闻天作“反报告”、毛泽东就长征以来的各种争论作长篇发言……
博古在“主报告”中，把失败归咎于“敌人力量过于强大”等客观条件……博古的报告，没有从主观上承认自己军事思想和指挥上的错误，遭到了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反对。
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
在微弱的油灯之下，作“副报告”的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红军失利的主要原因在于主观因素。紧接着，张闻天手里拿着与毛泽东、王稼祥经过充分酝酿、研究的提纲，作了否定“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的军事领导的“反报告”。
张闻天的发言宛如剥笋一般，从现象到本质，从事实到理论，逻辑严谨，措辞激烈，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左”倾错误军事路线作了很好的铺垫，也为毛泽东的发言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在长篇发言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结合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的大量事实，系统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全面地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毛泽东的发言高屋建瓴，击中要害，以理服人，从而获得了绝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李德在多年后回忆起遵义会议上使他难堪的场面时，依稀记得“毛泽东的报告很可能是以掌声和欢呼声通过的”。
遵义会议取得的成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别人恩赐的，而是通过斗争取得的。在毛泽东发言之后，王稼祥立即旗帜鲜明地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和张闻天的“反报告”。真理越辩越明。毛、张、王的正确主张得到了绝大多数同志的完全同意，成为遵义会议决议的基础。
一个政党最难的就是历经沧桑而初心不改、饱经风霜而本色依旧。会上，陈云、刘少奇、聂荣臻、刘伯承、李富春、彭德怀等绝大多数人反对“左”倾军事路线，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遵义会议会址陈列的文献，记录了厚重的历史。李德在会上情绪低落，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完全不同意对他的批评，并为自己的错误辩护。博古虽然没有完全承认自己的错误，但他表示愿意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会后他又坚决服从和执行中央的决定，表现了共产党人的磊落态度。
伍修权在回忆文章中记述：遵义会议的成功，表现出毛泽东同志杰出的领导才能与智慧……团结了更多的同志，全力以赴地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
中国革命前行的航向、命运的转折，因这一时刻，注定彪炳史册。
列宁在《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一文中的所言：“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毛泽东就是这样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人物。
一艘劈波斩浪的航船，需要一位眺望远方的舵手。会上，王稼祥提出取消博古和李德的指挥权，由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获得了绝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
遵义会议陈列馆陈列的陈云手稿文献《（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记载着遵义会议作出的四条决定：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指定张闻天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委托政治局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去讨论通；常委中再进行分工；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走自己的路”，始于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中国共产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扔掉“洋拐棍”，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创造性地制定和实施符合中国革命特点的战略策略，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完全可以独立地承担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
缓步于遵义会议会址陈列馆，朱德总司令会后的赋诗回荡在我耳际：“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绝地逢生开正路，狂澜遇险启新航。从此，红色的火焰从西南染向西北，最终染向全中国。
时光不语，镌刻不凡。遵义会议已经过去了88年，但它对中国革命的伟大意义，让它穿透历史的尘埃依然熠熠生辉。
照搬别人的理论写不出自己的历史，复制别人的模式开辟不出自己的道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
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