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作义的部队成了“七路半”
1937年，国共两党建立统一战线后，傅作义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共同探讨抗日救国之道。
1937年，傅作义在大同、忻口、太原等地和周恩来、彭德怀多次交谈。1938年，傅的北路军总司令部驻在晋西柳林镇，随后转至临县、河曲。八路军贺龙、关向应率120师驻岚县，续范亭、南汉宸和武新宇几位领导的山西省战地动员委员会也驻在岚县，傅作义和部属常与八路军来往。
1938年初，程子华、曾山奉毛主席之命到柳林镇会见傅作义，商谈合作抗日。续范亭、程子华等曾动员3000余名青年补充到傅部。是年秋，傅作义率部离开山西前往绥西河套，南汉宸、曾山等专程赶到河套与傅将军会谈。在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密切接触中，傅作义学习共产党人发动群众的一些做法，派高级幕僚周北峰教授去延安谒见毛主席，请中共派干部和进步青年来帮助开战抗日工作。毛主席不久即派潘纪文为中共驻傅部代表，王一然等几十名干部从延安来到傅部。这批骨干到达后，傅作义学习八路军的做法，在团以上设政治部，营以下设政治指导员。
傅作义还参照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部队制定“十项纪律”，仿照中共在山西的“战地动员委员会”，在绥远设立“动员委员会”，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军民的抗日热情，出现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农民王大虎兄弟二人用铁锹杀死日军7人，许多小脚女人主动组成担架队救护伤病员……1941年秋，傅部就地补充兵员，原定3个月内补充3500名新兵，结果在动委会的组织发动下，十几天就完成了任务。
傅作义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引起蒋介石、阎锡山等人的怀疑和不满。阎锡山说“傅宜生赤化了”，蒋介石说“傅作义的部队成了‘七路半’”（意即变成了八路军）。
拼三个“死”，走人民的道路
1949年1月，傅作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八项条件，毅然率领华北50余万国民党官兵起义，使古都北平和平解放。其后，又促成绥远起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重大贡献。毛泽东曾高度赞扬傅作义将军为中国人民立下了大功，并亲自授予他一级解放勋章。
“北平和平”是傅作义在十分困难而复杂的情势下，克服重重阻力，扫除大量障碍，冒着生命危险实现的。当时，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兵力是傅部的十倍，遍布北平城内各要害防地。为防止意外顺利实现北平和平解放，傅作义果断地将蒋系部队的建制打乱，使其相互制约。同时，调整要害防地的部署，用自己的部队替换蒋系部队。1949年1月21日，当傅作义向他指挥下的师以上高级将领宣布与中共达成协议，北平实现和平解放时，蒋系部队的将领虽然内心反对，但也无可奈何。兵团司令李文、石觉和军长袁朴，只好要求傅放他们回南京。北平城内各部队得到命令后，秩序稳定。
这是一步险棋，但傅作义义无反顾。1949年1月20日，董其武来到北平见傅作义，傅作义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北平和平解放，我是拼着三个死：一是和共产党打了几年仗，不了解的人可能要打死我；二是蒋介石特务和他的嫡系，随时会加害于我；三是咱们内部不了解情况的人，也可能要打死我。但是我拼着这三个‘死’走人民的道路，终于成功了。”
傅作义成功了，他的义举功在国家、光耀千秋。此后，毛泽东多次称赞傅作义的“三个完整”：傅作义将军能够将国民党几十万军队完整地交出，并改编为解放军；能够把北平古都完整地交给人民；能够用北平和平解放推动全国的解放，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生命垂危之际仍惦记旱情
傅作义出生于黄河岸边，对黄河泛滥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有切身之痛，很早就萌生兴办水利、造福百姓的宏愿，并与水利事业结下不解之缘。在主政绥远时，他便提出“治水与治军并重”的施政方针，在河套地区大兴水利。
全国人大代表、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在福建视察访问农村时与农民亲切交谈（1956年12月）。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让他出任水利部长，他不顾年高体衰，欣然受命，以忘我精神投身其中，一干就是23年，堪称新中国水利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
上任之初，傅作义曾深情地说：“在水利问题上我还是个门外汉，要不辜负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的信任，光坐办公室不成，得多下去了解情况，向群众学习，努力做好工作。”担任水利部长期间，他每年有四分之一的时间到水利第一线、到各地调查研究、到黄河下游黄泛区勘察，常常废寝忘食，露宿沙滩研究治理措施……
1957年，傅作义在参加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开工典礼后，不顾身体不适，又急忙赶赴晋南地区考察，因为过度劳累心脏病突发。周总理闻讯后，立即从北京派心脏病专家坐飞机赶往太原参加抢救。病情稍有好转，他又要求继续考察，被山西省委和医护人员劝阻。
1963年8月，河北平原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洪水，天津将有被淹没的危险。傅作义当时正患住院病，他从简报上看到这个情况，在家里一天也坐不住，天天打电话给防汛指挥部了解抗洪救灾情况，后来，他竟要求亲临抗洪第一线。党中央考虑到他身体不好，不同意他的请求。他就先到北京附近的密云水库察看了防汛情况，随即又赶到天津巡视抗洪大坝。经过广大军民的努力，洪灾被战胜，天津市民生命财产得以保全。
1974年4月，傅作义已生命垂危，在他去世的前十天仍惦记着北方的旱情，还问前来探望他的人，北方下雨了没有啊？并向探视病情的周总理恳请：“我的家乡十年九旱，规划中的北赵引黄灌溉望国家在财力允许时能给安排开工建设。”
钱多事多，不给孩子留钱
傅作义家特别尊崇传统美德，他的兄弟姐妹和叔叔门下的堂兄弟姐妹，以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取名。傅作义排第二，取义。
对傅作义影响最大的，是他的父亲。傅作义的父亲傅庆泰年轻时靠在河边摆渡、背客为生，后来靠借船贩运煤炭，日子逐渐好了起来，再后来抓住机会开设商号，遂成为当地富户。傅庆泰为人豁达机智，处事干练有方、待亲孝顺、敦族睦邻、诚信守义、勇于担当，其艰苦创业的精神和节俭朴素的品格，被傅作义视为榜样，终生效仿。
1912年，傅作义被保送进入北京清河镇第一陆军中学学习军事，他血气方刚，花钱大手大脚，以致欠了同学20两银子，回家后向父亲要钱还账。父亲了解详情后并未训斥责骂，而是带着他来到黄河边，脱掉鞋袜，挽起裤腿，跳进水里。此时正值寒冬腊月，河水刺骨。父亲对他说：“从这里背一个客人到对岸，能挣两枚铜钱，我给你的学费和生活费，就是这样一点点积攒来的。”待傅作义返校时，父亲除了给他足够的学费和生活费外，又额外给他所欠的20两银子。傅作义看见父亲在称那20两银子时，双手不停地颤抖。这一幕，深深刺激了傅作义，影响了他一生。后来虽身居要职，但十分自律，“以身作则，不吸烟、不喝酒，腐朽生活更是绝不沾染。一年四季都与士兵穿一样的布衣，夏天穿草鞋。吃饭十分简单，馒头、米粥、大葱、辣椒，仅此而已。”
对家人和亲属，傅作义要求极严，衣饰饮食皆以一般水平为准，绝不让他们搞特殊化。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记得：“我上六年小学，一直穿着我母亲做的布鞋。每天天不亮，我妈就把我和弟弟叫醒，不管外面风多大、多冷，都叫外面骑自行车上学，我常常第一个到校。”“爸爸从不给外面零用钱，所以我上小学时自己一个人没有上过街。后来家里有了小汽车，他也不让小孩坐。”
1934年春，傅作义的胞兄傅作仁在山西原籍经商，受世界经济萧条的影响，连年不振，亏损很大，无奈到绥远找傅作义寻求支援，开口便提出要十万元。傅作义听后十分生气，一口回绝说：“钱是绥远人民的，我傅作义不能动用。傅作义有一个弟弟在所部工作。为了学习先进，傅作义曾于1938年送其到延安抗大学习。后来，其弟中途辍学，返回部队，他很不满意，批评说：“回到我身边干什么？为啥不跟共产党闯？”从此，不再重用。
全国解放后，傅作义手里有笔绥远干部互助社的福利基金，计344万元。傅作义把这笔钱交给国家。毛泽东批示：将款存入人民银行，仍归傅支配使用。但傅作义分文不动，全部上缴国务院。他说：“钱多事多，我不给孩子留钱。”他个人的房产也很早就交给国家了。
图片来源：傅作义故居
作者简介：卜金宝，解放军报原高级编辑，曾拜访300余位开国将军和英模人物，应邀在全国各地作报告400余场，引起强烈社会反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