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国防安全战略面临的新挑战
外交处境愈加孤立 以色列在阿拉伯世界一直被视为“异类”，唯有埃及和约旦与以色列保持外交关系。9·11后形成的“反恐”氛围，本来使阿以关系出现了局部缓和迹象，但2006年以色列借口打击真主党而大举入侵黎巴嫩，2008年底又借口打击哈马斯大举入侵加沙，这一系列军事选择优先的举动使此前阿以之间的缓和氛围被破坏殆尽。更值得关注的是，土耳其也由以色列昔日“盟友”陡然变成潜在对手。长期以来，土耳其一直是以色列在中东为数不多的地区盟友，双方各领域合作均十分密切。但近两年，土耳其东向趋势增强，对以色列日趋敌对。更为严重的是，近几次以色列动武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国内都引发了广泛争议。这无疑将使以色列外交处境更加孤立，从而丧失国家安全的基础。
威胁隐患日趋增多 当前，虽然阿拉伯世界整体走向衰落，但以伊朗为代表的什叶派激进势力却异军突起，成为以色列主要安全威胁。伊朗的波斯/什叶派属性，使其在阿拉伯民族/逊尼派中本来不占优势，但以色列近些年种种军事优先的极端做法，客观上壮大了伊朗等激进力量在中东的影响力。同时伊朗核进程不断推进，新式武器研发也日趋加快。而美国当前整体处于收缩态势，对伊朗动武可能性日益缩小，由此使以色列面临前所未有的两难处境：妥协退让可能会使伊朗距离制造核武的门槛越来越近，以色列赖以自豪的核垄断优势将逐渐丧失；而如果以色列按捺不住，冒险对伊朗核设施发动袭击，很可能遭致伊朗全面报复，导致两败俱伤。
政治手段和愿望被弱化 在以色列对外决策中，国防军垄断了对军事事务和战略的分析，因而在政府最高层不可避免地盛行一种关于国家安全事务和战略的狭隘军事观点，导致以色列政府经常忽略经济、外交和谈判之类的考虑。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军情部门就曾拒绝了埃及的多次和平“试探”。随着后来以色列越战越强，以色列对军事战略的执迷日益强烈，由此使其数次错过实现安全的有利机会，未能将军事胜利最终转化为政治胜利。20世纪90年代初，国际格局再次出现有利于以色列的重大变动：苏联解体使中东强硬阿拉伯国家失去靠山而日趋式微；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使阿拉伯世界内部四分五裂；海湾战争期间，以色列面对伊拉克导弹袭击“打不还手”，赢得舆论的普遍同情和支持。9·11事件后，以色列面临实现和平的重要机遇，但以色列仍坚持军事优先战略，在巴以和谈中咄咄逼人。2010年9月启动的巴以和谈，终因以色列在定居点问题上拒不让步，甚至再次出兵打击了黎巴嫩，导致以色列安全环境越来越恶劣。
武力制约越来越缺乏 使用传统军事手段对付非传统威胁，使以色列日益被贴上了“国家恐怖主义”的标签。如2002年3月，以色列军队对杰宁难民营发动攻击，有450名巴勒斯坦人被杀。2006年7月，以色列仅因真主党绑架了2名以色列士兵，就大举入侵黎巴嫩，造成黎5 000多人伤亡，100万人流离失所。2008年底至2009年初，以色列借口哈马斯向以色列境内发射火箭弹，在加沙大开杀戒，造成巴5 000多平民伤亡。这种没有节制地使用武力报复，令以色列日趋走向自己反面，过度消费了历史留下来的情感资源，由大屠杀受害者和被同情者，日益成为大屠杀的施加者和被憎恨者。众所周知，19世纪初反法联盟在挫败拿破仑称霸欧洲野心后，并未严厉惩处法国，反使欧洲出现了“百年和平”；一战后战胜国严厉惩处德国，结果仅20年后就迎来新的世界大战。因此军事优先战略导致了武力使用缺乏节制和制约，已经成为以安全战略的主要潜在隐患。
总之，以色列军事优先的安全战略固然有其特定优势，但缺陷也十分明显。其过分强调局部区域的成本收益，而看不到整体利益和自身的能力极限，结果往往导致军事行为缺乏节制，造成局部利益理性化、整体利益非理性化。以色列1982年入侵黎巴嫩时，以色列领导者并不了解当地教派情况，而是想当然地以为凭借军事力量能够解决任何问题，结果却发现占领黎巴嫩只会使局势更趋恶化。因此依靠军事手段谋求绝对安全，最终将导致越追求安全，最后反而越来越不安全的境地。尤其在外部形势已深刻变化的背景下，这种战略的缺陷会越来越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