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中国
不知不觉，薄复礼和海曼在长征的队伍里过了一年，1935年的11月18日，红军从湖南桑植出发的前一天，因为身体极度虚弱，海曼收到了红军发给他的释放通行证。
海曼被释放了，薄复礼却仍然留在红军的队伍里，虽然他早已不再害怕这些带着红色标志的人们，但对妻子的想念，对自由的向往，仍令他在行军之中暗自神伤。
1936年的春天来了，此时的薄复礼，已经随长征的队伍进入了云南境内。红军先头部队攻占距离昆明四五十里的富民县城，另一部直抵厂口附近活动，逼近昆明。
有一天，薄复礼正在晒太阳，远远瞧见萧克同他的警卫员走过来。在亲热地打过招呼之后，萧克告诉了薄复礼一个喜讯：红军准备释放他。
释放薄复礼的日子，红军似乎经过了精心的挑选和准备。因为薄复礼记得很清楚，那天是4月12日，是个礼拜日，又是复活节。
这一天，红军破例摆了一桌酒席，为他们特殊的朋友薄复礼饯行。红六军团司令员萧克、保卫局长吴德峰和戚元德坐在桌上，作陪的还有红军曾经的“俘虏”，原国民党军第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当时已是红军学校教员。
红军长征途中的酒席，远远算不上丰盛。给薄复礼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戚元德变戏法一样拿出来的一罐咖啡，萧克则给他做了一个拿手菜——粉蒸肉。
薄复礼在《神灵之手》中回忆道：
吴法官说，如果你愿意保持联系的话，我们将很高兴能收到你的信。萧将军也插话说：“你作为一个旅游者留在中国我不反对，甚至可以允许你办学校，只要不欺骗学生和百姓，让他们信奉什么上帝，这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回家并留在那里，这可能更好些。”
饭后，吴德峰还向薄复礼交代了有关事项，问他到昆明需要多少路费，薄复礼以两天路程计算，提出要四块银元。吴德峰给了他十块。
第二天凌晨，红军从驻地撤离了，两天以后，重获自由的薄复礼到了省会昆明。在那里，他重新见到了日夜思念的妻子海伦。
至此，薄复礼随红军长征时间达18个月，转战了贵州、四川、湖北、湖南、云南等5个省，行程达近万公里，成为红军长征途中一名奇特的参加者。
三个月后，薄复礼在英国出版了《神灵之手》。当年10月，他回到英国，他本人也因为成为了一段传奇经历的主角，被邀请参加多个报告会。
令人欣慰的是，这位在红军中18个月的英国传教士，对共产党的描述友善而客观。
英国地方报告会的一段记录中是这样说的：
勃沙特先生告诉我们，中国红军那种令人惊讶的热情，对新的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对自己信仰的执着是前所未有的。
1939年，薄复礼作为国际教会组织派往中国的传教士，再次到贵州省盘县一带，直到1951年，薄复礼与妻子被召回国。
当夫妇俩就要离开前后生活了约30年的中国时，他们依依不舍的神情溢于言表。临行前，薄复礼说：“我是最后一个离开贵州回国的外国人。别的外国传教士都害怕共产党，可我不怕，因为我了解他们。只要共产党像我所见到的红军，就用不着害怕。他们是讲友谊的，是信得过的朋友。”
又是30多年之后，已经古稀之年的萧克将军重新找到了老朋友薄复礼。萧克这样阐述他们的友谊：
人的信仰可以不同，但并不影响相互间的交往，甚至相互影响，发展友谊，成为朋友。
尽管曾经失却联系，这份友谊却延续了半个多世纪。1936年，刚刚被红军释放的薄复礼在昆明写了一首诗，其中有这样几句：
感谢“被捕”，
友谊和血的联结，
超过了世间的一切。
我们患难与共，
我们共勉负重。
为那珍贵的互助，
我洒下深情的泪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