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记不清，确切的，是在哪里第一次见到他，但我敢肯定，不是在祖国远天远地的深山密林里，就是在某条荒凉河流的采金船上。那是30多年前的事了。那时我还在基建工程兵报社当记者，而他是国家黄金总公司党委副书记。当年的黄金总公司、黄金指挥部和黄金局，是三块牌子一个单位，其中的黄金指挥部又隶属基建工程兵编制序列，这使我有机会在翻山越岭的长途采访中遇到他，认识他，坐在洒满细碎阳光的铁皮屋子里采访他，听他讲述在天南海北转战和淘金的故事。
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个勇往直前的人，讷于言敏于行，在工地上见到他，总是头戴一顶安全帽，裤腿上溅满泥浆，嗓子因在粗重机械的轰鸣声中不时呐喊而有些嘶哑。那张饱经风霜的脸，和长年战斗在大山莽林里的部属一样的黑，一样的粗糙。后来，我知道了他的身世，知道我们的父兄当年曾离得非常近，再见到他，就有一种见到胸怀宽厚的兄长的感觉。
他不仅在年龄上是我的兄长，我们这代人的兄长，而且是共和国建设者队伍中的兄长。早在1941年，当他还是个14岁的孩子时，就跟着骑在毛驴上的母亲上了太行山抗日根据地。那时，他们家族有好几个人为国牺牲了，也有许多人聚集在抗日队伍里。新中国成立后，许多亲人身居高位，他却从东北土改工作队悄然转身，加入了社会主义建设大军行列。上世纪50年代初期和中期，他到东北鞍山、西北酒泉的钢铁公司投身建筑工程。从此，他的履历，与共和国建设密不可分，去中国人民大学、苏联马格尼托戈尔斯克钢铁公司学习深造，在包钢、天津铁厂、宝钢和武钢进行开发建设，担任基建工程兵黄金指挥部、冶金部黄金局、黄金总公司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黄金指挥部指挥员……他几十年风尘仆仆走过的路，既是那一代发愤图强的建设者们走过的路，也是我们励精图治的国家走过的路。
1985年，我再次见到他，是在北京木樨地24号楼我自己的家里。那一年，在百万大裁军的剧烈震荡中，他多方呼吁，黄金指挥部得以从撤销的基建工程兵脱离出来，正式纳入武警部队的编制序列。已58岁的他忽然穿上军装，以政治委员和党委书记的名义向武警总部报到。我老伴李振军当时担任武警部队的第一任政委，他来我家拜访汇报工作。那天，我自己下厨，用我故乡的湘西腊肉和湘泉酒招待他。他非常激动，但又有些拘谨，振军邀他对饮，他连连推让，说自己是个新兵，只象征性地喝了一小杯酒。然而，说到从此要用部队的方式管理他那支散落在各边远地带的队伍，既不回避问题和矛盾，又充满信心。他说国家的经济正在腾飞，需要大量黄金储备，他知道自己重任在肩，即使肝脑涂地，也要如期如数地把黄金找出来，挖出来，因为这关系到国计民生。
那天留给我最深的记忆，是他主动提出向武警总部上交两台车。原来，在他被任命为武警黄金指挥部政委和党委书记之前，还是三位一体的黄金总公司、黄金局和黄金指挥部担心他们今后经费紧张，用公司相对宽松的外汇配额，为未来黄金部队的两位主官定购了两台新车，给他们当专车用。现在车提回来了，但那两辆车太豪华了，他和指挥部主任都不敢坐，也觉得不该坐。他说，既然黄金指挥部从此归武警指挥，就应该按照武警部队的规定，把车上交给武警总部处理。振军和在旁的我听后大为惊讶，又非常感动，对这个正军职老同志的清廉之举深怀敬意。
送他走的时候，望着他坐上从地方带来的那辆旧车绝尘而去，振军感叹说：老一辈共产党人的家风纯正啊！他忠诚、耿直、廉洁自律，国家把黄金部队交给他带，是用对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