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文章”浩如烟海，而祖冲之、张衡这样的自然科学家却始终未能在中国文化占据主流地位
尽管鸦片战争强行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门户，但是中国的朝廷仍然不相信、或者说感情上不能接受国力衰弱的事实，仍然做着“天朝上国四方来朝”的美梦，把战争失败归咎于洋人“妖术”，寄希望于神仙帮忙。这种迷信，朝廷用于麻醉，百姓源于绝望。
倒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从中国的鸦片战争中受到当头棒喝，梦醒过来，替中国人反思这场战争。日本思想家佐久间象山指出，清朝失败是由于“不知彼之熟练于实事，兴国利，盛兵力，妙火技，巧航海，遥出己国之上”。经受这样的惨败，中国的朝廷仍然坐井观天，不仅不学习，而且“视外国为贼物”。
日本民族以学习为立国之本，自被西方列强打开国门之后，他们把中国和西方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西方国家“学格物穷理，不为天性空言，虚谈妄说……”一言以蔽之，西方国家务实，中国人坐而论道。一个名叫杉田玄白的日本人甚至用轻蔑的口气说：“地者，一大球，万国分布，所居皆中，任何一国皆可为中土，支那亦东海一隅之小国也。”
坐而论道，热衷清谈，这是中国官僚阶层和知识阶层一个比较普遍的陋习。几千年来，中国的“文章”浩如烟海，而祖冲之、张衡这样的自然科学家却始终未能在中国文化占据主流地位，这似乎也佐证了中国文化在博大精深的同时也有着向虚向大向空、缺乏科学精神的特征，这个特征甚至一定程度地揭示了晚清以来积弱积贫、屡弱屡贫的文化缘由。
鸦片战争之后，日本人不仅把中国的底摸透了，也把自己的出路找到了。他们要征服中国，要“脱亚入欧”，要成为东方的老大。1868年，明治天皇明确宣布“破旧来之陋习，求知识于世界”。学习西方各国技术，学习西方社会制度，学习西方先进文化，派遣留学生，派遣使节团，兴办铁路电信，普及教育……凡是有用的，统统拿来。
甲午战争前夕的日本民族，就好比吃了激素，虎视眈眈地注视着曾经的东方巨人中国
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54年间，日本的明治维新由上而下，从政治体制到经济体制，实行了深刻的改革，成为大和民族的共同理想。那些关于天皇节衣缩食、民众捐赠、万众一心购置军火的传说如今已为中国人熟知，“天照大神”“八纮一宇”的神话成为举国上下的信仰，激发了前所未有的狭隘的民族情绪，加之根深蒂固的武士道精神，甲午战争前夕的日本民族，就好比吃了激素，虎视眈眈地注视着曾经的东方巨人中国。
同样在54年间，中国的洋务运动却是命运多舛，“睁开眼睛看世界”第一人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之后，替朝廷背了黑锅，流放伊犁等地;魏源的观点被认为“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而遭到清廷上下围剿，就差没被杀头了。赴英伦的外交官郭嵩焘，不仅众叛亲离，甚至被家乡的学子宣布开除湖南省籍。刚刚在中国萌芽的电报因为电报电线埋在地下，会“惊动祖坟”，被斥为不忠不孝。至于火车，就是我们曾经看见的那样，只能用驴马拉之。包括军事装备在内的西方现代科技，仍然被视为“奇技淫巧”，西方文化仍被视为“异端邪说”，自然科技发明被斥为“雕虫小技”，至于西方的社会制度，那是提都不能提的，提得不好是要杀头的。
在这54年间，我们的对手窥视着我们，在一条看不见的战线上隐秘地角逐。开放与封闭，科学与迷信，学习与守旧，积极扩张的热情和侥幸防御的态度，几乎构成了甲午战争胜败的全部先决性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