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东方早报》记者徐佳和于2010年对张大力的访谈片段：
东方早报：你最初发现这些公开出版的新闻照片是造假的时候，你有没有愤怒?
张大力：我一开始的时候特别愤怒，和看展览的人一样，但是慢慢地我经过这么多年沉浸于此，所看的东西达到一定的量的时候，我觉得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真假的问题，这是一个国家的世界观的问题。
我们每个时期、每个人的状况，实际上都跟这个国家的精神导向有关。一个人怎么活也许大家都觉得是自己的事，可事实上每个人的生活方式都逃脱不了国家精神的控制，是在国家的世界观笼罩之下的产物。
比如说，阶级斗争，那么所有的图片所有的电影都要反映这个情况;比如说大跃进，那么我们摄影师拍的图片都得是南瓜大得不得了。
知道真相很难，也会改变自己的生活，因为知道真相后会愤怒，愤怒就会去做，做了之后就会给你带来危险。
我想了很多办法去避免危险，我不能因为短期的愤怒毁灭了长期的艺术，是短期愤怒重要还是长期艺术重要?当愤怒贯穿一生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你生存的哲学。
东方早报：那么最早做这个项目的契机是什么?
张大力：我在2003年的时候，原先作的涂鸦是关心北京的胡同被拆，我的艺术关于“是不是在现场”与这个城市是不是有关系。后来我在路上找民工，我用石膏翻制他们的身体，这个作品叫“种族”。
之后，我想做个抽象的、反映这个国家60年的变化的作品，什么形式我自己也不清楚。很早之前，我们家有个挂历，上面有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的合影，打倒“四人帮”之后这个照片印刷量非常大，几乎家家都挂，但是我父亲却告诉我，他看到过那个原始的照片，其中有刘少奇。
过了很多年，这个场景忽然在我身上发酵了。我就开始慢慢地去寻找，我以为这个项目会很艰难，但当我真正进入调查状态，一下子出来了海量的照片。
一开始我是从公共出版物上找，我去买旧版本的画册、老一代革命家的书，还有刚解放时出版的报纸和书，然后我再跟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版的书作对照，我就发现，有些人不见了。
第二步我开始找工艺美院的同学，他们分在出版社、档案局，我就借这些关系进入档案系统，去看那些真正的原始的图片是什么。
东方早报：那你最后为什么以毛泽东在宝塔山那张照片结束了整个项目?
张大力：2006年，我买了一本画册。那原本是毛主席在宝塔山下走，背后的群众被修掉了，但2006年的画册的照片中，他们把毛泽东给修掉了，于是，我想，我不做了，到此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