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为红旗颂歌再写新篇章
当我们今天聆听《红旗颂》那优美激越的旋律时，无论如何都不会想象吕其明曾伴随着这部作品度过了一段痛苦的日子。 “文革”开始以后，吕其明除了与瞿维、陈燮阳、马友道、陈本洪等人一起完成了舞剧《白毛女》音乐的修改、加工和定稿工作之外，直到1973年，都没有新的作品问世。吕其明因被指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修正主义的黑尖子”而被关进“牛棚”两年半，他不仅每天要去电影乐团打扫演奏大厅和厕所的卫生外，还因作品而接受黑白颠倒的批判。
那时，他的交响乐《郑成功》、电影音乐《红日》和管弦乐《红旗颂》，被定为“三株大毒草”，诬蔑《郑成功》是与台湾里应外合，欢迎国民党反攻大陆；《红日》是宣传和平主义，麻醉战士斗志；《红旗颂》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一个走资派怎能去歌颂革命的红旗呢？但不管有多大的压力，吕其明心中的红旗永远不倒。 1978年，他以一部交响诗《白求恩》迎来了创作的新高潮。
改革开放以前，吕其明的音乐创作主要是工农业和革命战争题材，形式上是以故事片音乐为主。改革开放给吕其明的创作带来了多方面的变化，在题材内容、作品形式和音乐风格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拓展。尤其是1982年吕其明创作的故事片《城南旧事》电影音乐获得了第三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音乐奖，深沉、抒情而婉转的音乐，生动地展示了吕其明创作上的新天地。 《庐山恋》《南昌起义》《子夜》《雷雨》《孙中山和宋庆龄》《秋白之死》《焦裕禄》《把一切献给党》《毛泽东在南京》等一大批影视音乐作品，使吕其明走出了一条影视音乐创作的新路。
1999年，已近古稀之年的吕其明相继完成了管弦乐组曲《雨花祭》和弦乐合奏《龙华祭》两部新作，用另一种方式唱出了他心中永远的红旗颂歌。
管弦乐组曲《雨花祭》是吕其明为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创作的一部共有15个乐章的大型作品。当雨花台烈士陵园的有关领导同志登门请他来创作之时，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并表示，自己是烈士的后代，父亲也安葬在雨花台，写这部作品是应尽的责任并分文不收。他以一名普通共产党员和文艺工作者的身份去雨花台访问学习体验生活，仅半年时间便完成了这部深沉委婉的新作。演出和录音工作结束后，上海交响乐团的同志也纷纷表示不要报酬，将应得的几万元钱全部捐献给了雨花台烈士纪念馆。
同样是在1999年，在共和国50华诞之际，吕其明决定创作一部缅怀为人民解放事业、为创建新中国而牺牲的烈士的作品，他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挥笔写下了：“龙华祭——献给为解放上海而牺牲的烈士们！”几个苍劲有力的大字。这部作品与《雨花祭》构成了姊妹篇。它在思想主题上，承袭了《红旗颂》的主题和精神，成为热情讴歌党、赞美祖国和颂扬人民的不朽音乐诗篇。
时间到了2000年，上海音乐出版社在建党80周年前夕，再版了《红旗颂》总谱并在其中编入了合唱。对此吕其明解释说：“其实在很多交响乐作品中都有合唱，《红旗颂》中的合唱部分没有歌词，只有4个声部此起彼伏的混声合唱。人声的加入令乐曲更加富于颂歌的激情。做这样的处理，是为了让作品更具艺术感染力，更加辉煌。 ”近10年来，新版《红旗颂》成为许多专业乐团和业余合唱团经常演出的曲目，佳评如潮。
值得一提的是，《红旗颂》这部作品作者从未主动参加过任何争金夺银的评奖，但这丝毫也不影响它在中国音乐史上的地位。吕其明表示说：“每当有人问我 《红旗颂》久演不衰有什么感想时，我认为，作曲家当然希望有人喜欢、演奏自己的作品。我不求《红旗颂》笼罩什么耀眼的光环，只要它伴随着时代的脉搏跳动，融入社会并被广大听众所接受，这是对我最高的褒奖，也是我最大的欣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