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她低三届的冯敬兰是平民子弟，当年在学校里饱受孤立和歧视，最终成为一名作家。1996年，她曾写过一篇回忆校长之死的散文，《记忆的疮疤》。这次校庆让她再次发现了宋彬彬。
“宋彬彬是十恶不赦的杀人恶魔？”她觉得太离谱了。
2007年12月13日，她写了一篇文章《请放开宋彬彬》，“放开宋彬彬，让她有空间、有机会面对真实的自己，让她开口说出自己的故事。”
冯敬兰认为：自己该做的，就是推动刘进、宋彬彬勇敢地站出来，帮她们寻找机会和平台，公开说出自己的“文革”经历。她主持了宋彬彬、刘进等人回忆往事的座谈会，记录发表在电子刊物《记忆》上。
“我是一个犹太人，为什么要为雅利安人说话？”冯敬兰如此表示。“当年我们冷漠地看着校长被残害致死，后来又以同样的冷漠任凭同学宋彬彬被妖魔化。”她同样陷入舆论狂潮中，被骂得狗血喷头。但她毫不改变。
“认识了宋彬彬，我才知道：她不但性格随和，而且想法很单纯。”冯敬兰透露：校庆风波后，宋彬彬想发表一封对社会表示道歉的信，先找了几个校友开会，把信念给她们听。听完之后大家都提意见，她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更何况，丈夫和一些亲友还坚决反对。他一方面劝她说，清者自清，让历史证明吧。一方面去找刘进说：求求你们放了彬彬吧！刘进反问：到底是谁不放过彬彬？宋彬彬历经数年写了一篇文章，《40多年来我想说的话》，丈夫一直不让她发。2011年12月，丈夫因癌症去世，宋彬彬刚处理完丧事，就把文章发在了《记忆》上。
2009年，罗治和那两名海外校友发起的“为卞仲耘校长集资塑像”活动征集到了500位校友捐款，为卞仲耘塑了一尊铜像，安放在一间会议室里。袁爱俊也参加了安放仪式。不久前，已离开实验中学多年的她拒绝了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
这次捐款令更多的校友参与进来。北大法学院的副教授李红云那年是初二学生，他们班只有她一个人捐了款。班里有个网上论坛，有人问：“文革死了那么多人，为什么要给她捐？”“我又没打人，我为什么要捐款？”她感觉不解，从此，一直专心研究海洋法的她也开始了对“八五”的历史考证。
在李红云的办公室，刘进和短暂回国的王友琴有过一次会面。刘进质问：我才是当时的学生代表会主席，你为什么总是揪住宋彬彬不放？我觉得这完全是你想出来的逻辑链。“那你是公众人物吗？”王友琴反驳。
“这是谁？我不认识她！”塑像落成后，于羚去看王晶垚，他把网上传出来的卞仲耘铜像照片打印下来，举在空中质问她。
为卞仲耘铜像举行安放仪式那天，校友们集体决议不请王晶垚。理由是怕他情绪过于激动，身体承受不了。“实际上我觉得，是怕他来了说什么话，我们承受不了。”于羚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晚年的宋彬彬始终摆脱不了“符号”意义，无论是从哪一种政治立场而言。
2010年，历史教师袁腾飞的讲课视频在网上火爆起来，点击达三千多万人次。其中有一段提到了“宋要武”：“文革当中宋要武亲手打死了七个人。文革一结束就跑美国去了，据说现在皈依佛门忏悔呢。”
有人找到宋彬彬，怂恿她起诉袁腾飞。刘沂伦听说了，赶快给她发邮件：“你可千万别那么干，不然就真成了代言人了。不但是文革的符号，还是极左的符号！”
刘进牵头的女附中“文革”往事调查报告于2010年最终定稿。这份调查了整整八年时间的报告，注明“走访老师16人，同学96人”。不少接受过她访问的历史见证人如今已经去世。
这次调查让她们饱尝了世态炎凉。当年的同类——干部家庭出身的同学极少有人支持她们这样做，要么婉言相劝，“过去的事情不要提了”；要么干脆拒绝，甚至反问：“你要干什么？！”反倒是当年在班级里的平民子弟和受歧视的“黑五类”同学们大力配合。
她们这才知道，原来“文革”的受难者远不止卞仲耘校长一人。在1968年的另一场政治运动“清理阶级队伍”中，就有数位老师被逼自杀。
《我所了解的卞仲耘老师之死》是刘进调查报告中颇为重点的一章。这一章，她详尽地描述了当年那场置卞仲耘于死地的“揪斗”，从前因到后果。但没有提到任何一名发起揪斗、参与殴打的学生名字。
对那些参与了殴打校长的人——十个左右，她没有找。想“自省是个人的事情”，等她们自己站出来。但很遗憾，一个也没有。
这份两万余字的报告，她除了送给一些老师、校友，惟一的发布途径，就是交给了北师大实验中学。“我跟他们说，你们如果要把这份报告拿出来（发表），最好跟我说一下。”刘进说，这主要是她个人的意见。“我可能始终是个心中有‘组织’的人。”
快四年了，她从没接到这样的电话。
“让她永远成为符号”？
2013年10月7日，陈小鲁举行了一场“道歉会”，在当年就读的母校北京八中，向被“文革”伤害的老师道歉。他以当年学生领袖、校“革委会”负责人的身份，向老师们鞠躬。
这场道歉会，是三个月后宋彬彬道歉会的直接诱发因素。陈小鲁受到的社会赞誉，给了她们勇气。
但这勇气并未达到能邀请王晶垚的程度。2013年，她们曾经把卞仲耘铜像安放仪式的光盘送给他，王晶垚当面接受了，半个月后又退回了。
到场的有23名老师，31名校友和11名记者。没有王晶垚。这成为道歉会遭讽刺的一个缘由：你们对着卞仲耘的铜像鞠躬，却不请“苦主”，算什么呢？
“我们一开始就想到要把可能找到的‘文革’受害校领导和老师的亲属都找来。考虑到王先生已93岁高龄，因临近春节，又是三九寒天，我们就没有直接请王先生。”发起塑像行动的罗治在会上的发言，同样登在了电子杂志《记忆》上。她们找了王晶垚的大女儿王学。后者回电表示支持，但“因为可以理解的原因，她和弟妹不能参加”。
“我希望所有在‘文革’中做过错事、伤害过老师同学的人，都能直面自己、反思‘文革’、求得原谅、达成和解，我相信这是大家的愿望。我要再次说声，对不起！”道歉书最后，宋彬彬说。
第二天，宋彬彬们对着卞仲耘铜像鞠躬的照片上了《新京报》。王晶垚给徐小棣打了个电话，叫她过去一趟。“你帮我辨认一下，报纸上这几个鞠躬的人是谁。”
“这是错误吗？这是罪！对罪犯能宽容吗？”王晶垚提高了嗓门，脸色因盛怒而涨红。家里的电话铃声此起彼落，都是记者。
宋彬彬的道歉，比陈小鲁道歉激起的社会反响复杂得多。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萧翰发表了充满赞誉的评论《善待“文革人”道歉》，知名学者徐友渔专门撰文，为曾在自己研究“文革”的专著《形形色色的造反》中引用的“骇人听闻但没有根据”的说法，向宋彬彬道歉。
徐友渔这篇文章名为《“文革”只有宋彬彬们道歉不够》。文中写道：最应该道歉的，不是这些响应号召、卷入“文革”的普通人。
也有意见指出，这次道歉还需要某种程度上的突破。文史学者丁东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调查了又不说凶手姓名，是刘进、宋彬彬道歉的“死结”。“你总说你不是凶手，那么凶手是谁？你不说凶手姓名，道歉有多大的用？人家把球传给你了，球还在你们手里呢。”
但更大的反应，是来自网络的攻击与戾气。宋彬彬再一次成为“文革”的代表性符号，被政治倾向截然相反的两派同时痛骂。有人骂“红卫兵罪责难逃”，更有人骂她“唯恐中国不乱”。宋彬彬本人一度沮丧。一些亲友责难她：你看你，不老实待着，现在挨骂了吧？
“你想想，是2007年校庆那时候更好，还是你现在更好？连徐友渔都向你道歉了。要在从前可能吗？”冯敬兰开导她，“他们就是想让你一辈子替他们背着这个黑锅。”
《记忆》主编启之评价：“一些批判‘文革’的人，也想让宋彬彬永远成为符号——以前是文革暴力的符号，现在是红卫兵篡改历史的符号。由于在这份电子杂志上发表了相关的文革史料和宋彬彬等人的文章，这些年他也挨了不少骂。说他“为老红卫兵翻案”，“是不是拿了宋彬彬的钱？”
“现在左右两派都在骂宋彬彬，他妈的有病啊？尤其是红二代。她这么多年在帮你们红二代背黑锅，现在又在代表整个红二代道歉。”王冀豫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常砢，宋彬彬，我们都是那个时代的污点证人。”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在他向社会公布自己“武斗”中的杀人经历，并表示忏悔后，不久就接待了死者家属派来的律师，被要求不得再公布死者姓名，以免刺激家属，生成新伤痛。这位律师在“我以个人身份向你表示佩服”后，转达了家属的话：“我们不可能原谅你，因为我们家人死了。”
同样的命运很快降临到宋彬彬身上。2014年1月27日，93岁的王晶垚在网上发表一份《关于宋彬彬刘进虚伪道歉的声明》：“……在‘八五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我决不接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虚伪道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