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女附中的刘进很快成为学校大力表彰的模范学生，给全校做报告“怎样克服骄娇二气”，第二年就入了党。每天6点多她就到校，带领同学长跑、做60个仰卧起坐、俯卧撑。参加劳动，两个女生抬一筐土，她一个人挑两筐。爱用笛子吹《丰收歌》的宋彬彬很快成了她的跟班。
几十年后，一个同学对她说，刘进，你那时候太左，对我们压力太大。我有一次穿了一条新的浅黄色裤子，你看到了，说：这颜色这么漂亮？结果我再也不敢穿了。
1966年6月2日早上，正在跑步的刘进听到喇叭里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深受启发：原来我们也可以这样！随后她找到宋彬彬：愿不愿意一起写大字报，给学校提意见？宋彬彬同意了。这张大字报，开启了女附中的“文革”历程。
也因为这张大字报，刘进由高三3班的民兵排长，一跃成为统管全校学生的“学生代表会”主席，宋彬彬成为四个副主席之一。
“你当过学生会文体部长，认识的人多，你挑40个人带上去吧。”1966年8月18日当天凌晨，刘进带领全校上千名学生出发赴天安门，参加毛泽东接见。早上，她听到城楼上高音喇叭喊道：北大附中，上来40个；女附中，上来40个……就喊来了宋彬彬。“宋要武”由此诞生。而原先的政治明星刘进，则融入了普罗大众。
两天后的8月20日，《光明日报》刊发署名“宋要武”的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今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起来造反了，我们要武了！”第二天，《人民日报》全文转载。
拿人名开玩笑是毛泽东几十年的习惯，从彭德怀、尼克松，到身边工作人员都被他调侃过。他有时意有所指，有时不过随口一说。宋彬彬至今否认《光明日报》那篇文章出自她手。但名字引发的后果，却是灾难性的。
它给蔓延大江南北的“文革”暴力火上浇油。陈毅之子、当时北京八中的学生领袖陈小鲁感叹地回忆：“这句话真是要命啊……他们认为这是个号召，所以武斗控制不住了。人家说，毛主席都讲了‘要武’嘛！”几天后，八中党支部书记不堪被学生殴打，自杀身亡。在“破四旧”高潮期的1966年8、9两个月，仅北京就有1772人被打死。
而“要武”的直接承担者，当然是宋彬彬本人。在她给毛泽东戴上袖章的13天前——1966年8月5日，女附中的党支部书记、副校长卞仲耘死于该校女生的一次揪斗，成为北京最早殉难的教育工作者之一，年仅五十岁。史称“八五事件”。几十年后，为了辩白自己与“宋要武”、与“八五事件”、与校长之死的关系，晚年的宋彬彬搞到心力交瘁。
1966年下半年，随着“武斗”斗遍全国，“宋要武”的暴力LOGO地位日益凸显。女附中学生叶维丽去南方，发现到处贴着传单：“宋要武”亲手打死了六七个人。关于她参加“杀人竞赛”的种种流言在各地流传。宋彬彬本人到外地串联，在火车上遇见邻座几个人痛斥“宋要武”，生怕被人认出来，赶快把眼镜摘下来，跟着一起骂。
另一个上天安门城楼的女附中学生刘沂伦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当年10月，她在学校发现门口的收信箱里有许多写给“宋要武”的信，没人动过，就拆开看。一半是“向宋要武致敬、向宋要武学习”，另一类是请“宋要武”去“支援”他们。
当时，从中央部委到地方省市，都已陷入大乱。全国都有中学、小学改名“要武中学”“要武小学”，各地政治势力纷纷声称，“宋要武”在当地支持他们。越来越多的人来到学校，要找“宋要武”。不堪其扰的宋彬彬决定改名。在同学建议下，她改名为“宋岩”。写给“宋要武”的信，她从来没有拆过一封。另外一名女附中学生苑秀琴看见她被一群女生围在当中：“你应该叫宋要武了”。她说：“那不是我的名字。”
而她的父亲——开国上将、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不久也被打倒，成为“东北最大的走资派”。
1969年，被软禁的宋彬彬从东北逃到刘进插队的内蒙古。人还没到，当地人已经听说“宋要武”杀人放火甚至强奸妇女，不敢按普通的插队知青收留她。她得不到口粮，全靠一些北京知青收留才活了下来。
与此相关的是，至今没有任何人能提供出宋彬彬在“文革”中参与打人、抄家的可信证据。
“那是女附中的校耻”
“宋彬彬到底有没有打人？”
第一个在官方层面提出这个问题的，是中共中央组织部调查组。1980年代，在美国留学的宋彬彬被人告了。
1980年，宋彬彬去了美国，就读于波士顿大学地球化学专业。就在这期间，有中国留学生举报她：“宋要武”怎么来上学了？她是个杀人狂！中国大使馆很紧张，要求中组部调查。
他们得到的回答是：没有看见。
说这句话的人，是时任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教导主任的王本中。
戴着一副黑框眼镜，总是给人温文尔雅印象的王本中已74岁。他在这所学校工作了40年，甚至“实验中学”这个名字也是他的创意。当年，他是名年轻的数学教师。“八五”那天，他战栗不已。2014年1月12日的道歉会上，他发言：“那是女附中的校耻。”
有了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的证明，宋彬彬才得以完成学业，1989年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的第一位来自中国的地球化学女博士。她很感激学校。
她又一个没想到：多年后，“宋要武”与“校长之死”再次进入公众视线，搅动民间尘封的“文革”伤痛，实验中学亦是始作俑者。
卞仲耘之死是实验中学的一个避讳话题。她死后几十年，学校再没人提起卞仲耘这个名字。直到1980年代，才有一名目睹其事的女生写了一篇相关文章，《女性的野蛮》。文中还原了那场揪斗的发起过程：“……一天下午，这一派的一些同学在教室里开会，‘我们要坚持斗争的大方向’，‘走，打黑帮去！’”
文章的作者王友琴，从此也与宋彬彬的名字连在了一起。
时为高一3班学生的王友琴在女附中连跳两级，在班里年纪最小，给人以羞涩、很少说话的印象。1979年，她以全国高考文科状元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后赴美留学，成为芝加哥大学中文教师。几十年间，她回国做了大量有关“文革”受难者的采访工作，成为有影响的海外“文革”研究者，被民间称为“有良知的历史义工”。由于她的文章，“八五”才进入公众视野。
当年目睹校长被自己教出来的女学生殴打、侮辱乃至死亡过程的女生们，也都开始撰写回忆文章。连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在其所著的《红色家族档案》中都提及了此事。
影响最大的还是王友琴。除了先前几篇文章外，她记录659名“文革”死难者故事的专著《文革受难者》于2004年出版，对卞仲耘之死的描写有两万余字。
然而，她关于此事的文章，逐渐引来了海内外“文革”研究者越来越大的争议。有人指责她用“蒙太奇”手法歪曲事实。
在多篇文章中，王友琴对宋彬彬使用的称呼是“红卫兵负责人”。实际上，在卞仲耘之死的当天，北师大女附中是否成立了“红卫兵”，都是一个问题。类似的问题还有一连串。
“‘宋要武’害了宋彬彬”
第一个提出这些问题的人，也是当年的女附中学生——在串联中发现“宋要武打死了六七个人”传单的叶维丽。
“文革”后，叶维丽也赴美留学，做到马萨诸塞大学波士顿分校历史系的终身教授。她父母跟卞仲耘是熟人。那段往事随她一起漂洋过海，不时出现在她的噩梦中。
2002年，她回国休假，开始调查“八五”。她先走访了几个同学，又参加了北师大实验中学的85周年校庆。她发现学校做了一份宣传材料，《女附中历史大事记》从1917年到2002年，这份材料有两段空白。
抗战时期是八年空白——实际上那八年，学校在日伪统治下并未停课；“文革”十年也是基本空白，只提到，学校的校名由“附属女子中学”改为“附属实验中学”。
不过，这份材料上印了一批国家领导人的照片。他们的女儿毕业于此。
一双亲切的大眼睛，一头干练的短发自然向后盘起，白净圆润的鹅蛋脸挂着笑容。卞仲耘的容貌还跟叶维丽记忆中一样，永远停留在几十年前。她和历届校长的照片摆在操场上。叶维丽在照片前站了15分钟。没有一个人有兴趣问过，几十年前，这位校长被自己亲手教出来的学生打死在校园里。
不久，叶维丽就找到刘进采访。刘进发现，自己对当年好多事情都记不清了。这种刺激让她启动了自己的调查。
对校长之死，刘进也是刻骨铭心。1980年代初清查“三种人”（“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时，刘进曾被有关部门调查过。她说：校长被打死，我是学生代表会主席，我有责任，要抓我坐牢我就去。
这位当年的政治明星为“理想主义”付出了巨大代价。在内蒙古插队时她直言不讳，就此丧失了像宋彬彬一样上大学的机会；回北京后她曾在中组部工作，当着部长和众人的面大声提意见，把局长急得直冒汗。最后她主动离开，做了一名出版社编辑直到退休。
叶维丽去拜访了卞仲耘丈夫、八十多岁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退休研究员王晶垚。发现他手中有些手写的“八五”相关材料和法律文书，字迹已经难以辨认。怎样把这批材料抢救出来？她找到另一位女附中毕业生于羚。
“我不能忘，不会忘，我也不敢忘。”于羚这样形容自己记忆中的“八五”。那一天，她亲眼看到了濒临死亡的校长。“我义无反顾。”于是，她每天坐公交车穿越半个北京，去王晶垚家帮忙整理材料。她从头学习电脑打字，整整用了三年时间，终于全部整理完毕。
几年后，叶维丽先后发表数篇关于“八五”的学术论文：《卞仲耘之死》《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从细节到结论，她与王友琴的文章都截然不同。
她的核心结论之一是：“宋要武”害了宋彬彬。“八一八”之后，宋彬彬在全国人民心中变成了钦定的“宋要武”。还有什么比“要武”二字更能精炼地概括暴力横行天下的“文革”恐怖？而“宋要武”正好来自刚刚打死了校长的学校。“八一八”就这样改写了“八五”。
海内外的一批“文革”研究者、受害者对这些文章迅速作出反应。叶维丽成了被攻击和斥骂的对象。
宋彬彬于2003年回国定居。她也参加了刘进的调查。理由很简单：说清自己和“八五”校长之死、“宋要武”的关系。
“你哭什么？只要我们没做过亏心事，心里就是平静的……”丈夫靳剑生比她先回国十几年，已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他坚决反对她抛头露面。
宋彬彬很听话。多年来，她始终拒绝一切媒体采访，也不理网络上关于“宋要武”的种种传言。直到回国定居的前一年，美国有朋友告诉她：一本在世界知名大学和图书馆里都能找到的严肃书籍《中国女性与中国男性》也提到了“宋要武”，逻辑正是出自王友琴的文章：红卫兵打死了卞仲耘校长，“宋要武”是红卫兵的负责人；她给毛泽东戴了红袖章，她父亲得到了提拔……
她这才发现：舆论的“阵地”，她已经失去得太久了。搜索一下“宋彬彬”三个字，第一个跳出来的自动搜索选项是“宋彬彬杀人照片”。
把鲜花和写着诗的纸放在校长的照片下面
“王先生那时其实并不恨宋彬彬，只是觉得她有部分领导责任。后来……”
于羚已经几年没有见过王晶垚了。有人骂她是“奴才红卫兵”、“宋彬彬团队”派到王家的“卧底”。常年的“委屈”，加重了她的心理负担。
2006年，她和叶维丽陪着刘进，一起去了王晶垚家。宋彬彬没去，她怕自己“宋要武”的身份刺激到当时已经八十几岁高龄的王晶垚。
气氛很和谐，王晶垚非要留几个人吃饭。双方都没有谈卞仲耘之死，宋彬彬应该负什么责任的问题。从王家出来，刘进长出一口气：“总算完成多年的心愿啦。”之后，王晶垚还把他和刘进的合影交给《炎黄春秋》杂志发表。
对宋彬彬来说，这无疑是卸下心灵重担的一个好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