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稿的素材，来自我1981年初春的采访笔记。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谈判结束后，41军就接到了率先进入北京城接管城防的重任。30多年后，我在采访当年41军的师团干部时，他们说起入城前的准备，几乎异口同声地说：那真是一场特殊的大考！时任41军121师政委的李丙令将军对我说，我们就把这次入城看作一场特殊的考试。毛主席不是说进京“赶考”吗？进京“赶考”之前，还有好几道考试，过一道一道的关。我们这次进北平，第一场考试就非常严格。题目是我们自己出的，甚至可以说是我们的战士出的——叫作“政策纪律点名法”。

将军拿出两张有点发黄的照片。在一张照片上，行进的队伍中，每个战士的背包后面贴了一张纸，纸上清楚地写着“约法八章”“进城纪律”。我问他，这是在什么地方拍的？将军说，这是在进北平的路上，战士们边走边背诵着那些铁的纪律。另一张照片，是一个战士在贴枪托上的政策纪律小纸片。将军说，武器上面是不能随便贴东西的，但这个战士的行为是经过特别允许的。

121师率先开始了“政策纪律点名法”。凡是当过兵的人都知道什么叫“晚点名”。每天晚上熄灯前，连队要进行晚点名。当时，他们点到一个名字就问一条政策纪律，要求被点名的战士回答。如果回答不上来，被视为点名没到场；直到政策纪律倒背如流，方可过关。

“士兵看党员，党员看干部。”这是战争中形成的传统。122师的入城教育，则是紧紧地抓住了党员干部这个“牛鼻子”。他们采取“干部政策鉴定法”，要求所有党员干部，必须人人过关。每名党员干部要认真对照下发的政策纪律，看有没有违反政策纪律的行为，自己带的队伍有没有这些行为。一个人一个人地过，一件事一件事地摆，最后由党小组、党支部作出政策鉴定，鉴定合格者才可以入城，不合格者绝不能进城执行任务。

123师创造了“评入城资格法”，并很快在41军普及开来。他们制定了出入城的六项条件：一是爱护城市，不准破坏；二是看守警卫，原封不动；三是空手进去，空手出来；四是立场坚定，不腐化、不被坏分子利用；五是不违反警备规则；六是有责任心，别人犯错误积极制止。他们从师长、政委到炊事员、司号员，一个一个地进行自评，然后进行背对背的互评，最后再进行面对面的讲评。他们还充分发扬民主，“过了筛子再过箩”，谁不够条件，就甭想入城执行任务。

123师369团有一个副指导员，在解放张家口的战斗中缴了一支钢笔，顺手揣进衣袋里……结果在连部评议会上，旧事重提，通信员、司号员、卫生员都认为副指导员不够入城资格。稚气未脱的司号员指着他说：“在张家口你能拿钢笔，到北平谁敢保证你不拿？”副指导员作了两次检查，战士们还是不同意他入城。没办法，他流着泪找团长、政委、政治处主任，深刻检讨自己违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行为，请政治处主任出席他们的党小组会，给他做“保”，保证进北平后绝不违反群众纪律。

看到副指导员痛心疾首地深刻检讨后，战士们才“高抬贵手”，勉强同意他“过关”。但评到最后，还是有少数人投了反对票。部队进城时，这个副指导员只得留在城外“进行学习”……

那个时候，部队里有很多从国民党军队过来的解放战士。旧军队有个说法，“大炮一响，黄金万两”，说的是攻下大城市，可以发洋财，“官长吃肉，士兵喝汤”。而人民军队要求每一个士兵，“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现在要进北平，要评入城资格，有些解放战士满是顾虑，担心按照解放军的纪律，他们在旧军队中的那些事儿要是说出来，一定没有入城资格。

对此，41军政治部明确规定：过去在国民党部队犯的纪律，向组织上说清楚了，便不再追究。这次评选，主要看你成为解放军战士之后的行为。这下，不少同志放下了思想包袱，纷纷表示，当了解放军，一定要执行解放军的纪律，认真过好政策纪律这一关。

进城的日子一天天逼近。总部发来电报，大意是：傅作义的部队撤出北平城（接受整编）时，军纪比较严明，约束部队不搞破坏活动，给北平市民留下了较好的印象。

接到电报后，41军军长吴克华、政委莫文骅和参谋长李福泽碰了个头。莫文骅说：“好啊，这是给我们敲警钟啊！”吴克华说：“立即通报各师团，要求部队以更加严明的政策、纪律，让北平市民认识我们解放军。”李福泽说：“好，马上转发到各团。看样子是要和我们叫板啊，那就让北平市民看一看，到底哪个部队纪律更加严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