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夏，南哥在家里休婚假，我们隔三差五就要到电玩城抓好多毛绒娃娃回家，直到家里的柜子都快摆不下了，只好“入侵”婆婆家。为此，婆婆免不了唠叨：“两个人都多大了，还整一屋子毛绒玩具。”

我俩总是神秘地笑笑：“妈，你不懂，这是我们准备的礼物！”

婆婆一脸不解地问：“给谁准备的礼物啊？难道是你们有孩子了？”

“有呢，而且有很多呢，哈哈！”看到婆婆诧异的表情，我俩笑得更开心了。

“真是‘傻姑娘’加‘傻小子’，一天就知道傻乐。”婆婆说完便离开了。接着，南哥和我一个扮演主持人，一个扮演颁奖嘉宾，自导自演地开始彩排。

我们口中的“孩子”，其实是城乡福利供养中心的孩子们。他们是我和南哥这段感情的见证人。

2011年，我是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南哥是一名基层排长。我的服务地正是他的单位驻地——新疆喀什。和大多数人一样，南哥也好奇我为什么会从广东跑到新疆当志愿者。我说，我曾经试过报名参军，可惜最终未能如愿，一直是心里的遗憾。既然当不了兵，那就当志愿者；既然要去，那就到最边远的、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后来，南哥经常跟我分享部队有趣的故事，我也常常给他讲志愿活动中的趣事。由于志趣相投，我俩的关系越来越亲密。我经常邀请南哥在外出时来参加我们的活动。2012年的一天，我们和志愿服务队的队友们一起在福利供养中心整理爱心书屋。休息时，南哥逗我：“你是‘志愿红’，我是‘国防绿’，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红配绿’……”

坐在一旁的队友和孩子们一下子都乐了。不知是哪位热心队友带头大声说了句：“红配绿，很有戏！你们俩，在一起！”屋子里这班“人小鬼大”的孩子们一听，快乐地拍起小手来：“哥哥姐姐在一起！”

不久，我俩恋爱了。我发现，原来最懂我的人一直在身边。

志愿服务期即将结束的时候，我考上了乌鲁木齐的公务员。临走前，我特意去了福利供养中心同孩子们道别。大家都围过来依依不舍地对我说，希望我不要忘记他们。我答应他们，下次去看他们时，会给大家带回一份礼物。

上一次送的礼物，是我和队友们在网上征集全国爱心人士捐赠的图书。我们一起把爱心书屋的书架填得满满当当。这次，我想给每个孩子的床头都摆上一个可爱的毛绒娃娃。于是，南哥便提议我们一起去电玩城把娃娃一个一个“赢”回来。

第二年，南哥和我一起扛着两大包毛绒娃娃回到福利供养中心，向孩子们履行约定。

2014年，我申请调回喀什工作。虽然彼时我的身份变成了一名双拥办干事，但我还是会时不时回去看看孩子们。我也会定期协调驻军单位的军人到福利供养中心开展“学雷锋活动”。

如今，我和南哥已经结婚10年。这10年里，我们一起通过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的月捐计划分别助养了一名乡村儿童。疫情期间，南哥出钱，我设计，定做了一批马克杯送给社区的志愿者们。每年，我们还会从家庭收入中拿出一部分用作公益。

“志”和“愿”两个字的下半部都是“心”，我有“志”于此，他“愿”意奉陪，和有情人做快乐事，既有意思，又有意义。如此，我们便以“志愿”之名，心心相印，与爱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