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书是家庭的情感纽带,也是家风的一面镜子。从一封封红色家书里,我们能感受到老一辈革命家以严治家、以廉守家的优良家风。共产党人的家风也连着党风、政风。这些红色家书里展现出来的红色家风是我们党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见贤思齐,今天看来,依然对新时代的共产党人具有教育意义。
“二五减租及三七五限租,是人民政府的法令要办的,你们必须老老实实照办……你们不要来我这里,因我不能养活你们。我当了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你们在乡下种田吃饭,那就是我的光荣。如果我当了副主席,你们还在乡下收租吃饭或者不劳而获,那才是我的耻辱。”1950年5月2日,刘少奇给姐姐刘绍懿写信,阐释新中国土地改革政策,并指导她告别之前的种种做法,按照新的土地政策办,要自食其力。
有的人有了权力、地位之后,便想着怎样运用手中的权力和资源,来为自己、家人、亲友谋取利益,恨不得“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老一辈革命家深知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为人民服务。所以,他们即使背负家人亲友“不近人情”“不讲情面”的怨言,也要以身作则,规正亲人的言行。
1951年,陈毅的小学老师裴野堂、堂弟陈凤梧、表叔柳叔堪要来上海。陈毅给父亲陈家余的信中写道:“他们来沪公家只能按例招待,儿为一工作人员,更不可能破格办事,这方面均要求知我谅我,不以为罪……一切均从人民出发,儿窃愿勿愧于此,故不得不反复言之。”
古语有云,“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都是讲的正人先正己的道理。此理不错。但现实中,我们也看到一些事例,有的领导干部能管住自己,却管不住家人、身边人。有的觉得往昔对家人、亲人有亏欠,对于他们借自己的影响力谋私利的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的认为管住自己就行了,至于家人、亲友管不过来也管不了。凡此种种,都是一种错误认识,最终也会害人害己。
1963年5月23日,谢觉哉在给孙子谢金圃的信中写道:“你和婶婶、文义偷砍树木是很大错误。公社对你们的处罚是完全正确的。不久前,我在回复沙田大队的信上说:要你们在社员代表大会和社员大会上作检讨,而且不只一次,要直到大家不要你们检讨了为止。”原来,在1962年冬,湖南宁乡县一带滥伐树木成风,谢觉哉故居南馥冲附近的山林遭到严重破坏。谢金圃的妻子和婶婶向有关部门反映这一问题,并提出合理采伐修缮故居的请求,但未引起重视。她们便赌气在自留山内滥伐树木。事情发生后,社、队领导对她们的滥伐行为做了处理,同时大队向谢觉哉反映了这一情况,谢觉哉随即复信批评了自己亲属的错误。
对于领导干部来说,不仅要严于律己,也要严格要求家人、亲友,以及身边工作人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严管何尝不是一种厚爱与关怀。
《在园杂志》里有这样一则故事。一个侍郎回乡而居,一日,赴友人宴会归家途中,遇到一醉酒少年挡路。无论少年如何咒骂,侍郎都一笑作罢。次日,侍郎差人还到少年家中致歉。又过几日,给其送酒送肉。不到一年,这少年便以打人被捕,判了死罪。侍郎派人带酒肉去牢狱看这少年。不想,少年大呼:“是你家侍郎要杀我。”狱吏和来人皆惊,问及缘由。少年道:“我酒后冒犯侍郎,若是他当时以官法处我,我知道害怕,必定省悔。然而他不加责罚,反而安慰我、给我好处。我想着他都如此,其他人还有什么可怕的,于是无所忌惮,今日才殴人致死。你说,不是他杀我是谁!”乡人与家人相比,自是亲疏有别,理却相通。待人以宽是美德,但如果碍于种种原因将宽容变成了纵容,则有害无益。是以,此故事名为“优容杀人”。
习主席多次强调:“要守住亲情关,严格家教家风,既要自己以身作则,又要对亲属子女看得紧一点、管得勤一点。”我们要时常拿自己与老一代共产党人比一比,找找差距,检视自我,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初心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