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认知域作战靶标是指认知域作战的具体作用指向。在认知域作战中，相比于作战对象，作战靶标解决的问题是精确瞄准，即让指挥员了解掌握具体打什么、往哪里打、打到什么程度的精准坐标问题。只有深刻理解认知域作战靶标的内涵特点，才能透过表象准确找到关键靶标，从而在未来作战中掌握先机。
影响行为选择的认知重心
认知重心是战争活动中认知主体多元思维认知的“汇聚点”，作为一种能动因素影响着认知进程和行为结果。一般而言，影响战争活动中个体行为选择的认知因素，主要包含政治属性认知、利益关联认知、群体归属认知、风险损耗认知、情感定向认知、战争道德认知等。对于战争活动以及关注战争活动的群体或个体而言，影响其态度、倾向和行为的认知重心并不相同。从近年来的世界局部战争和地区冲突来看，不同群体或个体关注的认知重心有着明显差异，政治人物更加关注政治属性认知和利益关联认知，战争可能介入者更关注风险损耗认知和利益关联认知，普通民众更关注利益关联认知和情感定向认知，而域外他国民众由于自身利益不会受到直接损失，普遍更关注战争道德认知和群体归属认知。外军在作战实践中，善于针对不同对象的认知重心，精准策划主题，推送关联信息，以诱发特定的行为选择。如海湾战争前，希尔·诺顿公关公司炮制了根本不存在的“育婴箱事件”，就是利用科威特驻美大使的女儿娜伊拉“做证”，展现伊拉克军队的“惨无人道”，诱发美国民众的伦理道德认知，进而支持美国政府派兵参加海湾战争。
制约指挥决策的风格偏好
认知风格直接影响决策行为偏好。认知风格是指个体认知、记忆、思维、解决问题的典型方式。根据指挥决策风格偏好，可以将指挥员分为冷静型认知风格和冲动型认知风格。冷静型认知风格的指挥员在决策过程中重视准确但不重视速度，作出的决策质量较高，但容易陷入对各类情报信息源的比对分析，过分强调信息分析的准确客观。冷静型认知风格的指挥员在战场认知攻防行动中，常常容易受到纷繁多元的信息刺激干扰，心智精力容易被扰乱和耗散，进而可能贻误战机。冲动型认知风格的指挥员重视速度但不重视准确度，作出的决策反应速度较快，但质量不高，且容易情绪激动，易与团队成员发生冲突。冲动型认知风格的指挥员还容易将模棱两可的外部安全环境进行过度曲解，并不断寻找“证据”强化和验证个体错误思维，使个体注意力变窄，导致出现指挥决策偏差。外军在作战实践中，比较注重分析作战对手指挥员决策风格，进而选择特定信息对其进行心理影响。如美军入侵巴拿马战争中，在围攻巴拿马总统诺列加躲藏处时，美军反复播放摇滚和重金属音乐，运用刺激和羞辱诺列加的语言对其进行认知打击和心理进攻，使诺列加身心逐渐崩溃。
控制思维认知的后门通道
电脑一旦中了“木马”病毒，会在特定时间向黑客控制端发送连接请求，一旦连接成功就会形成后门通道，使得黑客可以随心所欲地控制电脑。与之相似，人类大脑也存在认知“后门”，也可能被他人控制。认知心理学家研究发现，通过给目标对象视听感知通道发送信息，精心推送目标对象认可的、接受的信息内容，迎合目标对象已有的经验记忆，顺应目标对象思维习惯，刺激目标对象的情感痛点，就可以控制干扰目标对象认知，促其产生本能情绪行为反应。在尖端认知科学技术的支撑下，运用大脑信息加工的自动启动和控制加工两种模式，目标对象很容易陷入“认知茧房”之中。认知域作战中，通过让个体沉浸在人为构设的海量信息之中，并源源不断地为其提供“证据”用来佐证其判断和认知是“正确”的。长此以往，个体的认知视野就变得越来越小，对外部环境的感知能力逐渐降低，最终会看不到事情的真相，沉湎于“认知茧房”中无法自拔。外军在认知域作战中，常常针对作战对手对某一问题的认知偏差，持续通过多种渠道推送佐证作战对手自以为“正确认知”的态势信息和情报信息，使作战对手指挥决策出现失误和偏差。
诱发关注的感知觉刺激
有效的感知觉刺激是引发目标对象关注的首要前提。人类大脑对感知觉范围内的刺激会有所察觉，并做出各种反应。认知心理学实验研究发现，动态、危险、利益相关、生存安全、前后反差等类别信息更容易引起人类大脑的关注。智能化时代，目标对象的心理认知过程往往遵循“引起注意、培养兴趣、主动搜索、强化记忆、主动分享、影响他人”的规律。外军在作战中，往往运用独家爆料、情报泄露、权威披露、现场连线等方式，巧用夸张、对比、联想、比喻、悬念、衬托等手法，推送颠覆常识、认知冲突、对比强烈等信息，来引发目标对象关注。比如伊拉克战争中美军塑造的“营救女兵林奇事件”，利比亚战争中的“卡扎菲黄金马桶”，大多选择受众对象熟知的故事为蓝本，藏目的、寓观点于故事情节，吸引了广大民众的注意力。此外，人类大脑也会对感知觉范围外的刺激进行加工。近年来，西方国家军队非常重视感知觉阈下信息刺激技术的研究，开发研制了阈下视觉信息植入技术、阈下听觉信息植入技术、阈下信息启动技术、神经系统潜意识声音操控技术等，不断扩大神经认知科学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范围。
催生认知共振的元价值理念
认知理论中，认知共振是指跨越双方认知鸿沟，能够引发双方思想心理与认知共鸣共情的信息，从而实现对对方认知体系的解构和重构。在认知域作战中，这种认知聚能效应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力量集中，而是体系合力的内在积聚。在现代信息传媒的扩散传播作用下，这种认知共振效应能在短时期内迅速扩散到全球各地，并产生二次间接心理效应或更多层次的衍生心理效应，呈现出一种累积迭代的状态，一旦超过心理临界点，即呈现出心理能量爆发状态，从而改变事件走向或结果。能够诱发这种认知共振的靶标，主要有价值信念、道德伦理、共通利益等。战争中，如果某一方触及或违反人类元价值观、共同情感指向等，则极易诱发集体声讨，承担违背人类道德的指责，陷于道义低谷。如越南战争期间的一张照片，画面呈现的是遭遇美军凝固汽油弹袭击后，一群越南孩子特别是一名9岁女孩在公路上因为烧伤而裸体奔跑。1972年，这张照片刊登后引发巨大轰动，掀起美国乃至全球的反战浪潮，加速了越战的结束。
分裂认知体系的认知缝隙
日常生活中，看似坚硬的钢铁，受低温环境、材质缺陷、应力集中等因素影响，非常容易因材料脆性而发生断裂，认知体系也是如此。认知缝隙是指目标对象认知思维中的裂缝、痛点、弱点与敏感点，主要表现为个体担心自己没有能力应对或不能适应环境的想法，并在焦虑情绪的作用下，构成认知脆弱性。安全威胁的体验、群体结构的松散、信念理想的迷茫、权威媒介的失声等，都会使得目标对象出现认知上的冲突与撕裂。认知域作战中，有时看似强大的作战对手，背后却潜藏着大量的思维裂隙与心理弱点，往往一个新闻事件就能动摇作战对手的认知框架，刺破认知泡沫。此外，这种认知心理冲突还会使个体产生道德损伤和心理创伤。近年来，执行海外任务的美西方国家军队面对随时随地出现的“伪装成平民的敌人”，对战场环境的不确定感不断提升，普遍缺乏作战意义感知，进而内心充满负疚与罪恶。大量士兵产生战争创伤后应激障碍，战场自残自伤、战后自杀与犯罪人数激增，参战老兵自杀人数甚至超过战场死亡人数。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政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