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叙事文学的人物与情节，有两种观点：一是说人物为体，情节为用；二是说情节为体，人物为用。一方面，有人认为，叙事文学的本体应当是情节，是讲故事，而不是人物形象。另一方面，更多的人认为，任何作品都是以人物为中心，情节其次。因为有了人物，所以才有了故事。有什么样的人物，就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

如何塑造人物，如何将人物表现得生动到位，经历了不断的变化与修正。传统写人物的方法是从外貌写起，写长相、衣着、形态，再到出身、性格、经历，常给人物以明确的定义与判断。甚至，写人物的次序——从整体到局部、从头到脚、从上到下、从外貌到行为，都是有讲究的，即所谓“画像法”。

现代写作和阅读有了很大的不同与改变，把写人物的传统技术融合在了新的书写与塑造中，使其更适合现代社会的阅读习惯。我认为用“独特的单一”或许能够概括这种方法。

独特，指的是人物的唯一性、排他性。两个人可以穿同样的衣服，用同类语言，但这个人物却与那个人物不同，我们要写的是其不可重复性。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就是对人物进行单一、片面的描写。

英国小说家福斯特将人物划分为“扁形人物”和“圆形人物”两种。“扁形人物”也被称为“尖形人物”，指的是那种符号化的“漫画式人物”。我们很容易用一两句话概括他们的形象。比如，堂吉诃德、哈姆雷特、鲁迅笔下的“阿Q”“祥林嫂”等。他们具有强烈的被简单化的形象特征。“圆形人物”指的是性格多面、多变、复杂、丰富的人物形象。

生动鲜明的“圆形人物”也必须具有“独特单一”的特性。人物的多面、复杂性是通过其“不可替代”的某个独特形象呈现出来的。一个写故事的人，非但不能把一个人写得过“圆”，而且还必须把“圆”写得有较高可辨识性。人物可以成长、可以丰富，却不能脱离其本质的属性。

根本上说，叙事文学的人物塑造都是一次“独特”而单一、甚至是“片面”的叙事过程。实现这一叙事目的的方法有许多，我们可以简要地归纳出具有操作意义的几条。

写不同，去相同；写异常，弃正常。

都梁的小说《亮剑》开篇写李云龙在后勤部长张万和那里软磨硬泡地要“土造”手榴弹。这些“土造”武器威力不大，自重不轻，带着它们行动起来很不方便。李云龙偏偏要这些在别人眼里的“废物”。但没人想过，一枚“土造”手榴弹杀伤力小，一捆的威力可就不同了，那毕竟是炸药。果然在李家坡战斗中，我方久战不下凶狠顽固的日军，伤亡惨重。关键时刻，李云龙带着部队挖一条壕沟直通日军脚下，然后将那些看似无用的“土造”手榴弹捆绑在一起，一股脑儿地扔进日军阵地将其全歼。

所有的独持都来自于异常，所有的典型都来自于特立独行的“唯一性”。因此，当一个人物让我们记住的时候，那一定是人物身上某些与众不同的东西与其他人区别开，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

叙事中的人物如果与常人无异就不必写。作家观察人物时，捕捉的不是人的正常吃穿住，坐卧行，而是反常的行为与心理。

写单一，去多面；画漫画，不拍照。

单一，就是要片面。即使所谓性格多样的“圆形人物”也要写这个人物身上突出而又独具个性的那些具有强烈辨识性的特征。如哈姆雷特（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的怀疑、犹豫的特征，唐吉诃德虚妄的挑战精神（塞万提斯《唐吉诃德》），老葛朗台（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的贪婪无度，波留希金（果戈里《死魂灵》）的吝啬鬼形象，阿Q的“精神胜利法”等，这些人物之所以成为文学经典形象，原因就是人物身上那些闪亮的单一特性的存在。

作家要有夸张、虚化的本事，并不是说让作家“说谎”。现实中的人之所以很容易被区分出来，其实也正是人的不可复制性，犹如指纹，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作家所谓的“夸张”本质上就是找出人物身上那些不同于他人的独特存在。在“正常”的外表下，找寻那些“反常”的亮点，同时把文字聚焦在这些独特上，凸显、放大。

写故事的人，千万不要试图“全方位表现”“多面刻画”人物的复杂性。“全面”不仅做不到，甚至会让你的人物变得模糊不清，似是而非，不伦不类。什么都想写，最后可能什么都写不好。若要写一个性格鲜明、形象突出的人物，就得在写“片面”上下功夫。甚至是突出一点，不计其余。

写动不写静，写内不写外。

动，指的是人物的行为。用动作来塑造人物，而不是用抽象的概念和笼统的定义写人物。不要说这个人物是个好人或是坏人，是勇敢者或是懦弱者。要通过行为描写来“证明”而不是“说明”人物的特征。讲人物的善良，不说他是“善良的”，而是叙述一个他善良的行为，那么不用写故事的人说，读者自己就会得出结论。不要给人物先行“贴标签”“下定义”，武断给出结论。说一堆道理，不如讲一个生动的故事。

石钟山的《我的喜马拉雅》自始至终都没有说主要人物顾红旗是个英雄，但是，顾红旗从出场接到18军命其重回部队参加进军西藏的任务开始，作者就不断写他的种种行为：毫不犹豫地放弃在地方担任的公安局副局长职务，立即归队，马上投入到重组前卫团的任务中。随后，顾红旗和搭档杨明业带着部队出生入死，忍受高原缺氧、食物匮乏，艰苦行军，命悬一线等。顾红旗是英雄吗？读者心里早就有了结论。

写行为，就是在写“动”，给人物“下定义”“贴标签”就是在写“静”。写“动”是推动故事，而写“静”是阻止故事。形象不是“树”起来、“说”出来的，而是做出来、行动出来的。不要说人物“是什么”，而要讲人物“干了什么”。人物的形象是由行为自我构建起来的，不是由写作者“定义”出来的。

写作者客观冷静、不动声色地描述人物的行为，人物形象便水到渠成，自然而然，所谓“于无声处响惊雷”。

写挣扎、挫折，弃顺遂。

写作者在给人物设计情节时，要选择那些挫折、挣扎、经历苦难的事件。一次次失败，一次次站起来（或者倒下去）。苦难重重，命运坎坷，大起大落，曲折失意。当极度不幸之时，物极必反，你的人物就站起来了。写作者要有“狠劲”，要对人物下狠手、打重拳，让他绝望，走投无路，最后才是浴火重生，否极泰来。

写内心，写灵魂。

人是故事的中心。不是因为有一条路，才让一个人物去走，而是因为有了人物要行走，需要一条路，所以才写那条路。路是人物走出来的，不是事先就有的。不要在故事叙事中“先筑路，后走人”，而是先有人物后“修路搭桥”。有了人物，故事就被带出来了。

塑造人物遵循的基本原则是“重内在，轻外表”。写内心，写灵魂，比写外在的表层要重要。古语说“内圣外王”，霸气不是装出来的，是由人内在的气质自然生成的。不是真英雄，表现不出真好汉。所以，与其煞费苦心地描写外表，不如精心雕刻人物的内心世界。由内心外化为行为，由灵魂显现出独特的形象。

空间生产化，人物空间化。

通常我们理解的“空间”（“环境”只是空间的一个单位），似乎只是一个盛装故事的“容器”。空间不能对人物塑造起作用，这是个错误的认识。我们想想，为什么北方人和南方人不同？不仅长相不同，方言也不一样，房屋建筑、生活习惯，甚至价值观都迥异，这是为什么？是因为不同的空间塑造了不同的人。空间具有生产力，从某种角度说，人是空间的产品。空间造就了人的肉体和精神，具有生产性。

因此，空间在塑造人物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写作者在塑造人物时，把人物放在一个特殊的空间中，人物形象自然会按照这个空间的特性而生长。我们不用描写边关战士如何孤独，如何坚守，只要把空旷无际、贫瘠荒芜的高山环境写足，手握钢枪挺立于此的战士的精神风貌就已经鲜明呈现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