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强：《我的喜马拉雅》（花城出版社2022年12月）是傅逸尘策划主编的“新高地军旅文学丛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第二辑的首部长篇小说。作品以独特而新颖的手法描写西藏解放的重大历史事件和进藏官兵英勇、感人的人生经历，引起读者关注。作者石钟山用作品阐释了“新宏大叙事”的独特魅力，也使得当代“军人小说”叙事焕发出耀眼的光芒。

小说全景式地描写了18军从召令发布到组建3万人的进藏部队，红旗漫卷、千里跃进的磅礴场面。作品似一幅冷峻壮阔的重彩画，将一幅宏大而震撼的大进军、大牺牲的史诗画面展现出来。

作品所描写的18军遭遇的困难与阻碍是难以想象的。一方面，军队面临着藏兵偷袭、匪患肆虐。另一方面，高原缺氧、极端寒冷的恶劣自然环境和严重的食物缺乏使得进军部队每走一步都异常艰难。生命处处受到威胁，死亡随时发生。前卫团工兵排在修完桥后遭到国民党残余兵力突袭，三个战士牺牲，鲁排长重伤。为了不给部队拖后腿，鲁排长爬到桥边坠到河里。政委杨明业在修路时牺牲……一个个壮烈场面的描写，展现出震撼人心的英雄图谱。英雄牺牲的崇高形象，战友情深的光芒荣耀，官兵豪迈激情的生动呈现，让阅读变成一次血脉奔涌的精神沐浴。

小说是通过前卫团英雄群体的视角叙述这场壮观的进藏场面的。这些人物曲折坎坷的故事，描绘出这支部队英勇顽强、忠诚使命的精神底色。

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是前卫团团长顾红旗和政委杨明业。18军的许多军人都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响应国家号召转业到了地方。三团团长顾红旗甚至在地方公安局副局长的岗位上已经干出了一些名堂，准备成家立业了。但突然接到让他立即重返部队、进军西藏的召令，他马上放下眼前刚刚开始的一切。军人的天性就是服从，在光明前路已经显现、和平生活已经展开时，他却立即放弃了现有，复归军旅。

在“留守处”扫尾的三团政委杨明业，也在盼望着工作早日结束，到地方重新开始与连年征战不一样的和平生活。此时，他接到了重组三团建制、率部西进的命令。然而，进藏是要上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面临着艰难复杂的自然和人文社会环境。杨明业已经有了两个孩子，最小的才出生不久，最大的不过3岁而已。他所面临的选择最为艰难，但他依旧毅然决定重回战斗岗位。

石钟山把这样一部进军西藏的英雄史诗写得跌宕起伏，慷慨悲壮。与他以往作品不同的是，他以正面叙述大军进藏的壮阔场面作为主轴，用战歌式的语言、颂歌体的叙事姿态，描写危机重重的战争场面和严酷凛冽的雪山高原，以及当时复杂多变的藏区社会环境，创造出了波澜起伏，凝重开阔的宏大叙事。

《我的喜马拉雅》不仅写了“大”，也写了“小”；写了国家情怀、民族意志，更写了军人的友情、爱情、亲情；写了忧国忧民的大情怀，也写了犹豫徘徊、踌躇迟疑、痛苦挣扎等个人情感，在军人的职业光环之外，呈现出人性的温度。

在描写个人情感上，作家表现出了一贯的娴熟与自然。顾红旗与政委杨明业、马师长的生死友谊；顾红旗为了给战友报仇，违抗军令追杀匪军，却迷失在复杂的山间；马师长为他担心焦虑，几天后侥幸回到大部队中来的顾红旗被降职为运输连连长，后又被重新启用；桑杰曲巴一家与冷妮、顾红旗的关系，以及三代进藏军人间的联姻与承续等情节，都写得情切意浓，感天动地。

写军人职业、军人情感是作家石钟山自登上文坛之后就一直坚守的创作阵地。《我的喜马拉雅》与石钟山以往习惯将战争、战场和军队生活作为故事背景，进而叙述军人的情感世界不同；他将战场与情感世界融合起来，既写军人的友情、爱情、家庭生活，又写军事行动、战斗场面、自然环境，这使他的创作不仅与其他作家区别开来，也与他过去的作品有了明显的差异。

石钟山在《我的喜马拉雅》中把“个体叙事”和“宏大叙事”相融合，创造性地完成了近年一直在呼唤的“宏大叙事回归”的命题，使新的宏大叙事以与传统宏大叙事完全迥异的形式出现了。

宏大叙事的精神追求，是服从集体意志，牺牲奉献，具有“崇高”的光泽与正能量的涌动。而个体叙事遵循的是命运与情感的逻辑，直面的是个体生命，重点是“人”，人的内心、人的情感。石钟山在《我的喜马拉雅》中“借”战争背景、英雄群像，通过个体叙事复活了全新的宏大叙事。

石钟山激情澎湃的新宏大叙事《我的喜马拉雅》的出现，刷新了人们对石钟山军人小说的一贯印象：从专注于军人情感世界，拓展到了军人的战争生活；从个体叙事融合到了宏大叙事。《我的喜马拉雅》是石钟山军人叙事的一次重要突围。

在人物描写上，石钟山也进行了新的尝试。《我的喜马拉雅》既描写旧政权的反动者形象，也描写当时藏族上层的人物，更表现了藏族普通人形象，如格桑顿珠、格桑玉麦、梅朵卓嘎等。特别是作者给主要人物顾红旗配写的桑杰曲巴这个人物，虽然出场次数有限，却生动感人。这个人物既是顾红旗结交的第一个藏族朋友，也是这部小说中形象鲜明、讲义气重感情的高原好汉。

《我的喜马拉雅》展现出石钟山文学创作的新特点、新突破，期待作家未来有更多的“不同”与创新。

石钟山：70多年前，18军肩负着神圣使命开进了西藏，这是我多年前就了解的历史。两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走进了西藏，走进了西藏军区军史馆，被18军的故事深深震撼了。从史料到健在的当年18军的老军人，包括对他们的子女们进行深入采访时，仿佛时空穿越了，把我带到了当年。漫天飞雪，高寒缺氧，人喊马嘶的场面一次又一次映入我的眼帘。这样的情形，让我一遍又一遍眼眶湿润。

要想写18军必然要写到现在，当代军人守边戍边，默默无闻，同样是牺牲和奉献。当年一穷二白，推翻封建农奴制度的新西藏又变成什么样了，都是我思量要表达的内容。首先摆在我面前的最大问题就是小说的结构。在小说中，我写了从解放之初到现在，三代进藏军人的牺牲、成长和奉献。

第一代军人解放西藏，进入西藏，并且还要站稳脚跟，结束过去有边无防的历史；第二代军人是边关高原的守护者和建设西藏的主力军；第三代军人是逐步成长起来的新时代军人。三代军人因时代不同，肩负的使命也不同。文学创作的最大忌讳就是偷换主人公，使得作品的情感线断了。思量再三，我还是选择以传统的家庭为单元来结构这部小说。于是，小说中就有了两个家庭的故事，顾红旗、冷妮，杨明业、王秀丽，以及他们的下一代，大康、三康，藏光、藏南，一直到第三代扎根西藏戍边的当代军人。

当然，这样创作不是凭空想象而来的。在我采访过程中，这样的军人家庭在西藏有很多；父母从西藏退休了，他们的子女又前赴后继地走进了西藏。第二代军人早已退休，回到了内地，他们的眼神和话语中仍然保留了只有他们明白的西藏符号。直到现在，他们三五成群地每年还要进藏一次，似乎只有这样，才会让他们的生命、思念平息下来。他们经常随口说，这就是他们的宿命。

是宿命也是使命，他们的根已和高原紧紧连在了一起，血肉相连无法分割了。他们对西藏边关哨所的感情，就像是自己的家人，一生一世的老友，每每聊起来都眼神发亮。

我在创作《我的喜马拉雅》这部小说时，几易其稿，不仅要从史料中不断地跳出来，还要兼顾到当代人的审美。我经常被三代军人做出的选择而震撼、感动。西藏的高原之所以神秘和令人向往，是因为我们常人难以到达。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边防官兵要常年驻守于此，面对冷风朔雪，在漫长的边境线上巡逻站岗。这种牺牲不是我们常人能够想象得到的。就是这些官兵，沿着当年18军进藏的足迹，前赴后继地走上高原，默默地牺牲奉献着。

在我采访的西藏军人中，他们言谈间很少说到“信仰”二字，但我知道，信仰深深地镌刻在他们骨子里。西藏就是他们的故乡，有他们的青春、爱情以及生生死死的艰苦岁月……

走进当代军营，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标语口号“高原缺氧但不缺信仰”。这就是我们的高原军人，牺牲奉献着他们的青春和生命，守护着和平与脚下的每寸疆土。创作《我的喜马拉雅》这部小说，是向18军当年的官兵致敬，也是向当代戍边的将士致敬。唯有此，才能表达一个老兵对高原军人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