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之要，首在得人；得人之道，首在识人。然而，识人之难历来是国家治理的一大难题。正如司马光所感叹：“知人之道，圣贤所难也。”

人才难得，轻视不得，耽误不得。我国古代既有周文王渭水访贤、周公吐哺礼贤、刘备三顾茅庐求贤、萧何月下追韩信的美谈，也有“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的悲叹。冯梦龙在《新列国志》中写道：“历览往迹，总之得贤者胜，失贤者败；自强者兴，自怠者亡。胜败兴亡之分，不得不归咎于人事也。”由此可见，具备一双识人的慧眼是多么重要。

实践中，古人总结了不少识人之法。战国时期李悝有“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的“识人五法”；《吕氏春秋》提出“喜之以验其守，乐之以验其僻，怒之以验其节，惧之以验其特，哀之以验其人，苦之以验其志”的“识人六验法”；诸葛亮则有“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告之以难而观其勇，醉之以酒而观其性，临之以利而观其廉，期之以事而观其信”的“观人七法”。

阅人无数，不如阅人有术。识人是一种能力，一种智慧。清末重臣左宗棠曾讥讽曾国藩打仗远不及自己，有人反驳他，曾国藩带兵打仗或不如你，但识人用人远胜于你，你看曾国藩麾下的李鸿章、彭玉麟、胡林翼等均可抵挡一面，而你的楚军除了你以外还有哪些人可谓英雄？一席话，令左宗棠惭愧不已。

“治本在得人，得人在审举，审举在核真。”借助人才的名声与业绩考核的办法可以识别人才。然而，司马光指出过这种方法的弊端：“是故求之于毁誉，则爱憎竞进而善恶浑殽；考之于功状，则巧诈横生而真伪相冒。”意谓靠舆论的毁谤或赞誉，就会有个人的爱憎感情争相掺杂进来，使善良和邪恶混淆；而用功劳簿进行考核，就会巧诈横生，真假不明。对于不同范围的民意和不同声音的评价，孟子则说：“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

听言不如观事，观事不如观行。一个人花言巧语，致力于言语的好听，一味地去取悦别人，就很少有仁德之心。正是因为有“巧言令色，鲜矣仁”这种现象，所以“君子不以言举人”。《傅子·通志》里讲：“听言必审其本，观事必校其实，观行必考其迹。参三者而详之，近少失矣。”在选拔人才的时候，把这三者综合起来参照考察，就会避免凭言语选人、用人的弊端。

“一流之人，能识一流之善。二流之人，能识二流之美。尽有诸流，则亦能兼达众材。”能不能识准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用人者。历史上，齐桓公之于管仲、秦穆公之于百里奚、秦孝公之于公孙鞅、刘备之于诸葛亮，皆因用人者本身即为贤明之人，胸怀大志而礼贤下士。司马光认为识人和考核之法，一是上级要“至公至明”，如果用人者“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心有杂虑和偏见，那就不免“亲贵虽不能而任职，疏贱虽贤才而见遗”；二是要看实效，“欲知治财之士，则视其仓库盈实，百姓富给，斯为善治财矣；欲知治兵之士，则视其战胜攻取，敌人畏服，斯为善治兵矣”。

毛泽东同志曾说：“必须善于识别干部。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我们党向来注重客观、全面、历史地看待、选拔、任用干部，在更宽领域、更大范围把敢扛事、愿做事、能干事的担当者大量选出来、大胆用起来，锻造了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在新时代，我们应进一步完善日常考核、分类考核、近距离考核的知事识人体系，既把功夫下在平时，全方位、多渠道了解干部，又注重了解干部在完成急难险重任务、处理复杂问题、应对重大考验中的表现；既在小事上察德辨才，更在大事上看德识才，擦亮识才的慧眼、垒筑用才的基石、完善爱才的制度，努力做到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作者单位：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政治工作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