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封遗书静卧在“海丰红宫红场旧址纪念馆”，字迹章法灵动，率意潇洒，让人过目难忘。站在这里，我犹如听到不远处的大海，那惊涛裂岸的狂飙，在呼唤一个浪卷巨澜的名字：彭湃。当年，他伴着龙华监狱的镣铐声，挺着伤痕累累的身躯，写下最后的遗言，字字都像澎湃的浪花，从页面跳跃而出。遗书的源头在东海之滨的上海，遗书的归宿在南海之畔的汕尾，几千里之遥，却没离开大海母亲的怀抱。

“冠生暨家中老少：我等此次被白（注：指叛徒白鑫）害，已是无法挽救……我们在此精神很好，兄弟们不要因为弟等牺牲而伤心。望保重身体为要”“我们未死的那一秒钟以前，我们努力在这里做党的工作，向士兵宣传，向狱内群众宣传……”这是彭湃和杨殷临刑前，联名给中央领导人的诀别信。彭湃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殷时任中央军事部部长，冠生为周恩来的化名。彭湃和周恩来结识于1917年的日本，共同的信仰让他们情同手足。周恩来曾为之全力营救，但终究无能为力……1929年8月30日，33岁的彭湃与难友唱着《国际歌》慷慨赴死。那信件也成了烈士的绝笔。

血雨腥风日，千里之外的汕尾大海边，一个不满四岁的小男孩，光着脚丫与小伙伴奔跑在沙滩上。他不知晓，只因一纸“斩草除根”令，自己成了被悬赏的“通缉犯”。奶奶周凤匆忙让“奶妈”跑来将他抱走。他迷惑不解，尚不知自己是孤儿了。生母蔡素屏一年前就牺牲在反动军阀的屠刀下，父亲又在蒋介石“速速就地处决”的密令下英勇就义。地下党和彭家亲戚及时把彭湃子女分散各地，避难求生，他也被家人送到海丰县附城镇的老母庵避难。

2007年，当年流浪的小男孩回到故乡，已是82岁高龄了。作为中国第一任核潜艇总设计师，彭士禄是蜚声海内外的核动力学家。这个大海的儿子，从未辜负父辈的期望，终生也没离开大海的怀抱。彭院士是专程来参加纪念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建立80周年活动的。他来到红宫红场，深情凝望父亲的铜像，久久瞩目父亲的遗书，不禁热泪潸潸。父亲是为了祖国和劳苦大众的解放而献身的，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没忘记为党工作。周恩来伯伯和地下党组织也一刻没忘记彭家这苦命的孩子。

1930年，奶奶带着小士禄逃难到香港，靠糊火柴盒、绣花等度日。翌年秋，他离港来到潮安，被寄养在群众家中。几年间，他在好多乡亲家住过，每到一处都要改名，但他记住了自己最初的名字“彭赤湿”。那是父亲为他起的，意为“红色的土地”。

二

虽久别故土，彭士禄一刻也没忘怀那片红土地。那年回故乡，他特意到了金厢银滩。儿时，他不止一次从这里走过，见证过大海边风助潮涨，浊浪排空。他怀着崇敬的心情，来拜谒一位改变他一生命运的恩人。海风徐徐，轻拂一座高高的纪念碑，碑的正面为王首道手书的八个鎏金大字：“周恩来同志渡海处”。南昌起义失利后，周恩来身染重疾，在黄厝寮村养病，后从碣石湾渡海去了香港，又转道回上海，此后与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了一个新中国。

彭士禄当年尚小，不知父亲也参与了南昌起义，还是前敌委员会委员。1927年10月，周恩来养病期间，彭湃也来到海陆丰。在知悉周恩来基本康复后，他指示地下党在大湖筹集一条“彪刀”船，将周恩来、叶挺、聂荣臻等领导护送到香港。一个月后，彭湃在汕尾领导并创建了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海陆丰苏维埃政府”。

彭士禄走进“周恩来活动居址”。周边竞相绽放着的海棠花，是周总理最喜爱的花种。乡间小道两旁的彩色壁画，似乎在诉说1927年周恩来在村里养病的岁月。他驻足在周伯伯和乡邻围坐一起的壁画前，不觉眼睛湿润了，第一次见到周伯伯的情景仍历历在目。

那是1940年的一天，彭士禄与10多位烈士遗孤从广东来到重庆。在红岩村13号，一栋深灰色楼房掩映在绿荫中，那就是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护送他们的龙飞虎叔叔说，是周伯伯点名接他过来的。“周伯伯！”他惊喜地瞪大了眼睛，从记事起，奶奶常讲起父亲和周伯伯的故事。那是一个觉醒的年代，两位共产主义者在血雨腥风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终于找到你了！”周伯伯一把将他揽在怀里，用手抚摸他的头，慈爱地说，“我到广州，是你父亲接我的，你父亲让我睡他的床，你父亲很会开玩笑。你应该向你父亲学习，他出身于大地主家庭，但烧了田契，变成无产者。”彭士禄心里暖暖的，泪水止不住流下来。

父亲牺牲至此时，一晃11年了，小士禄几度与死神擦肩而过。1934年秋，国民党兵闯入“姑妈”家，把他们关进大牢，8岁多的小士禄成了“娃娃囚犯”。一年后，小士禄被折腾得不成人形，敌人就将他扔出了监狱。他一路流落到潮安成了乞丐，多亏了当地革命群众收养。1936年，小士禄再度入狱，奶奶费尽周折找到他，设法带他逃到澳门，在地下党资助下去了香港。1939年，小士禄与堂弟彭科悄然离开香港，去惠州平山加入了党领导的东江纵队。后来，香港中共地下党接他重回香港。周恩来在得知小士禄身在香港后，旋即派龙飞虎去香港，这才有了他辗转来到重庆的经历。彭士禄在周伯伯这儿住了些日子，后由贺怡阿姨送他去了延安。

三

1951年，彭士禄考取了留学苏联的名额。5年寒窗，他以全优的成绩拿到毕业证书，正要打起行囊归国，却被密召进中国驻苏大使馆。陈赓大将开门见山地说：“中央决定选一批留学生改行学原子能核动力专业，你愿意改行吗？”“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彭士禄毫不犹豫地回答。

于是，彭士禄又在莫斯科动力学院进修了两年核动力专业，1958年回国，进入北京原子能研究所。这年，中国启动核潜艇研制工程。

“我国建造核潜艇几乎从零开始。”彭士禄回忆说，“当时我们这批人有学化工的、有学电的、仪表的，大多数人不懂核。”彭士禄临危受命，主持我国第一艘核潜艇核动力的论证和前期开发。那时，谁也没见过核潜艇是啥模样，所有参考资料不过是两张从报刊翻拍的外国核潜艇照片和一件国外儿童核潜艇玩具模型。彭士禄意识到搞核潜艇，大到导航，小到螺丝钉都要靠自己完成了。既然要做核潜艇，就得先摘掉“核文盲”帽子。他和所里几个稍懂核动力的人，一边自学，一边给同事开课。他们边学习，边摸索，逐渐将所里几十个“核外行”，引导到核动力学科的前沿。

1965年，一支先遣队悄然走进大山深处，开始建设中国第一代核潜艇陆上模式堆研发实验基地。山区阴暗潮湿、毒蛇蚊虫肆虐，工作和生活条件艰苦。他们啃着窝窝头，吃着野菜，没有电子计算机，验证数据全靠原始的计算尺和手摇计算器。有时为验证一个数据，彭士禄和同事就要熬上几天几夜。即便如此，也未能阻止他们造出中国核潜艇的步伐。

1970年7月15日，彭士禄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了周总理的接见。“彭士禄来了没有？”周总理走进福建厅的第一句话就问。彭士禄高声回答：“总理，我来了！”30年前，彭士禄还是一个历经磨难的烈士遗孤。而今，他成长为中国第一任核潜艇总设计师。总理慈祥地端详着亲密战友的孩子，认真听取了他们的工作汇报。临别时，周总理紧握彭士禄的手说：“小彭，记住，你是海丰人！”

彭士禄没有辜负周伯伯的嘱托，他和科研人员用大写的忠诚书写了中国核潜艇横空出世的壮举。1970年12月26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1974年8月1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为“长征一号”，正式列入海军战斗序列。

胜利来临之时，彭士禄却因病倒下了。他在病榻上听到“长征一号”正式入列的消息时，脸上露出了欣慰的微笑，道出一句发自肺腑的心声：“值得，一切都值得，哪怕死都值得了。”

2021年3月22日，彭士禄院士与世长辞。在生命走向终点的日子里，他的病房始终挂着一顶海军军帽，帽子上绣着中国的核潜艇。如果说，他的父亲用慷慨赴死来诠释对信仰的承诺，敬爱的周伯伯用悉心关爱来诠释对烈士遗孤的承诺，那么，彭士禄就是在用一生的赤诚和行动来诠释对党和祖国的庄严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