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我就有了写作《石头城》（《十月·长篇小说》2022年第3期）这部长篇小说的念头。2008年，我读博期间在南京大学历史学者张宪文教授指导下，写过名为《屠刀下的花季——南京1937》的纪实文学作品，讲述南京陷落期间少年儿童的故事。那时，有不少讲述南京陷落故事的影视与文学作品问世；张宪文教授主编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尚在陆续出版中，我有幸提前看到了相当多的史料。写完那本纪实作品，我当时就有了写个类似题材小说的念头。我要为苦难的先辈们写作，我要写中国人的故事。

新世纪以来，起于张纯如对拉贝、魏特琳等外籍人士的史料发掘，南京抗战再次受到世人关注。“南京陷落”是中国近代史上惨痛、屈辱的重大事件。这些年相关的“南京叙事”，有一点值得关注，就是在那场几十万中国人死难的“大故事”里，“主角”不是千千万万普通的中国人，而是来自西方的“拯救者”。我这样说，并不是否认拉贝与魏特琳等西方人士的历史功绩。他们在中国人面临苦难时站出来，拯救无辜，救死扶伤，值得尊重。然而，今天面对那段惨痛的经历和记忆，我们需要更多本土作家从本民族文化与历史根底出发，写出自己的“中国故事”。我们的主人公应该是那些面对历史浩劫的普通中国人。

后来，我博士毕业，忙于科研与教学任务，写南京抗战小说的想法也就暂时搁置了。2016年，我调到苏州大学任教，这里距离南京很近，我的写作欲望再次被激发出来。这些年，我从一个文科教授变成了中年“文学新人”。我比较偏爱历史题材，陆续写了几十篇抗战题材的中短篇小说，其中数篇涉及南京，也为《石头城》打下了基础。

小说创作的难度很大。从资料层面来讲，经过学者们不懈努力，这方面史料已非常丰富，新史料也在更新我们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很多认识。比如前些年发掘出来的“红山义勇”资料，关于“南京抵抗者”的故事。但我需要更多历史细节。从抗战前后南京的民俗民风、历史风貌、地理环境，再到当时混乱复杂的历史场景与特殊氛围，各色人物的表现，都值得去关注。为了写作这部作品，我在清凉门大街租了房子，当了大半年的南京人。我在南京图书馆查阅大量报纸，寻找那时的历史氛围。我在位于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办了借阅证，搜罗各种资料。我买来1937年南京地图，按图索骥，以“案件侧写”与“田野调查”方式，模拟当年日军入侵和军民的混乱撤退；在中山门、挹江门等各个城门，在南京那些大大小小的古迹和街道上，我时刻处于巨大的“历史眩晕”，仿佛穿越历史尘埃，化身为历史中人，亲身感受那时炮火的威胁。

创作过程中，我去过次数最多的地方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我不仅在文物史料上寻找历史细节、感受历史的硝烟，更留意步入纪念馆中的中国人和外国人，观察他们面对巨大历史震撼时的表情。我仿佛置身于无数死去的和活着的人的目光之中。他们鼓励着我，激励着我，顽强地写下去。那年深冬，一个雨天的下午，我独自去南京理工大学附近的西山阵地考察，荒山空无一人，只有几条上山的小道，泥泞不堪。那里有昔日的战壕和碉堡，我不断拍照、沉思、体验。为了更好地感受氛围，我拨开两边的荒草，试图寻找更多细节。然而，荒草太高太深太密，我很快失去方向感迷路了。雨越下越大，天也越来越黑，荒草遮蔽了视线，我似乎感受到无数奇怪的声音，在呼唤着我。我的手被草割破了，大衣也湿漉漉的，雨伞也被狂风掀翻。

作为中国人、中国作家，我们书写这一题材时还面临着其他的困难。一方面，我们要摆脱西方叙事的影响，写出中国人的心灵创伤和心理体验，写出中国人的牺牲和抵抗，写出“以中国人为主体”的中国故事；另一方面，我们又要写出历史的丰富与复杂，通过文学笔法，在历史的褶皱中寻找鲜活细节。我们绝不可游戏历史，以虚无主义态度对待历史，又不能过于拘泥，让小说文本丧失应有的丰富性、可读性和故事性。

为此，我以爱国主义与民族文化为根本，以现代的历史理性关照历史事件，并结合中国传统国家战乱记忆中的“兴亡感”，来展开我的“石头城”故事。我设计了两条线索，一条是“家国”，写了形形色色的中国人，还有日本人、美国人等几十个人物，试图描写面对巨大历史灾难的慷慨悲歌，包括很多战争场面描写。另一条线索则以日常生活为主，有中日各类风俗文化的展示，也有中国人文化尊严的彰示。我力争将这两条线索融合，既有严肃的历史记忆，也有丰富可读的故事和鲜明立体的人物形象。

我写作过程中有大量工作都是在查阅资料，包括查阅学术著作、日记、报刊、文件等，寻找创作感觉。小说完工后，我大病一场，有数月痛苦不堪。我不知道读者如何看待这部小说，只能说我尽了心力。我完成了十几年前的写作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