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是一种思维方式，也是一门值得研究的学问。

《说苑·杂言》记载：“南瑕子曰：‘吾闻君子上比，所以广德也；下比，所以狭行也。比于善，自进之阶也；比于恶，自退之原也。’”这段话道出了“比”之精髓：正确比，长志气、蓄底气、提士气，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错误比，消磨意志、颓废精神、误导人生，则为消极的价值追求。

《增广贤文》曰：“良田万顷，日食一升；大厦千间，夜眠八尺。”这句格言提醒人们，要自我知足，不比奢华浮华。然而，《世说新语·汰侈》记载：王恺与石崇斗富，王恺用糖水刷锅，石崇就以蜡烛烧饭；王恺用紫丝布做了四十里长的帷幕，石崇则用锦缎布做了五十里长的帷幕。王恺与石崇之比折射的是扭曲的物质欲，两人最终都没有好的结果。事实证明，侈，恶之大也。比奢侈，炫富贵，过度消费，很容易走上邪路。

比，彰显眼界、决定命运。《群书治要》中有个齐威王与魏惠王论宝的故事。魏王问曰：“王亦有宝乎？”威王曰：“无有。”魏王曰：“若寡人国小也，尚有径寸之珠照车前后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万乘之国而无宝乎？”事实上，齐威王所称之宝与魏惠王不同：“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则楚人不敢为寇东取，泗上十二诸侯皆来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则赵人不敢东渔于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则燕人祭北门，赵人祭西门，徙而从者七千余家；吾臣有种首者，使备盗贼，则道不拾遗。将以照千里，岂特十二乘哉！”

齐威王之宝，是强国兴国、无可比拟的人才。从重视珠宝还是重视人才来看，两国的发展兴衰可判而知。

如何比、比什么、怎么比，体现胸怀、展示气度。《佳湾陈氏族谱》记载：康熙年间，福宁州名士陈淑孔家族建宅第，西为宋代理学家杨楫家族祭祖路。杨家坚持祭祖路八人抬轿宽，陈家认为四人抬轿宽即可。双方诉之官府，杨家败诉衰落，陈家透支财力惨胜。《桐城县志略》记载另一个故事：清礼部尚书张英世居桐城，与吴宅为邻，间有一隙地发生纠纷。张家书信求援于张英。张英提笔：“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张家让地三尺，吴家见状亦让三尺，形成“六尺巷”。“四抬巷”斗气败家，后世镜鉴；“六尺巷”礼让谦和，世传佳话。

比较之中显境界、见成败。透过历史细节不难发现，我们党必然会赢得胜利、夺取政权，这在与国民党的作风比较中就已经决定了。华侨领袖陈嘉庚在重庆看到“假公行私、贪污舞弊、生活奢华”，访问延安时看到“见其勤劳诚朴，忠勇奉公，务以利民福国为前提”，发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的感叹。当年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延安住窑洞、吃粗粮、穿布衣，用“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延安作风”与“西安作风”的角力表明：作风关系人心向背，关乎生死存亡。

“精神的高贵是真正的高贵。”在真正的共产党人心中，没有小我，只有大我，不比做官，只比做事；少比得失，多比担当；少比待遇，多比贡献。大将徐海东曾三次主动“让官”。他有句名言：“我这个人打仗有瘾，走路有瘾，就是当官没有瘾。”他比的是谁能杀敌立功，不是谁的官衔大。“时代楷模”张富清一生淡泊名利，一大秘诀就是不左攀右比，而是坚持和过去比、和困难群众比、和牺牲战友比。无数共产党人像徐海东、张富清那样，坚持在工作上向积极性最高的同志看齐，在生活上向水平较低的同志看齐，立起了一面面精神的“明镜”。

正确比，大有益。一个人境界的高低往往看是否拥有正确的比较观。对共产党人、革命军人来说，坚持以革命前辈、先进典型为尺为镜，多与他们比思想水平、奋斗状态、奉献大小、本领高低，才能更好地做到不忘初心、践行宗旨，不辱使命、不负重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