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的中国，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抗日战争进入艰难的战略相持阶段，半壁河山沦于日本侵略者手中。国民党制定反共、溶共方针，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封锁，扬言“不让一粒粮、一尺布进入边区”。1939年2月2日，在延安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上，毛泽东号召大家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边区的部队、机关、学校的生产运动逐渐开展起来，最终发展成大生产运动。人们逐渐看到中国共产党才是拯救民族希望之所在，爱国志士和青年学生纷纷奔向陕北，寻求抗日救国的出路。一时间，天下人心向延安。

此时，作曲家冼星海正担任鲁迅艺术学院的音乐系主任。1939年的延安，既是中国的革命圣地，也是文艺领域的精神高地。在文艺获得发展的同时，当时的物质却极其匮乏。毛泽东、张闻天、朱德以及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每月的津贴都是5元。鲁迅艺术学院教员的津贴一律是12元，助教6元，这个待遇在当时算是优越，却依然没法让素来爱吃糖的冼星海吃到一颗糖。

1939年2月18日，除夕夜，延河边的窑洞里，烛火摇曳，诗人光未然的声音时而低沉凝重，时而急促高昂，他一口气朗诵完自己创作的长诗《黄河吟》，酣畅淋漓，情感饱满。他对民族和祖国的热爱都凝结在诗的字里行间，随着他的朗诵，诗句像奔流的黄河水一样震撼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包括冼星海。光未然对冼星海详细讲述了自己在抗战前后的经历和渡黄河的感受。1938年冬，他带领抗敌演剧队第三队从陕西宜川东渡黄河，转入吕梁山抗日根据地。行军至黄河岸边，他看到惊涛拍岸，掀起万丈狂澜；看到浊流宛转，结成九曲连环；看到船工在太阳底下挺起黝黑的脊背，与滔天恶浪抗争搏斗，迸发出不屈的力量。船工号子高亢、悠扬，在天地间回荡。黄河岸边，群山之中，游击队员们顽强斗争的抗敌英姿，更强烈地震撼着诗人。“要写一首长诗，献给黄河母亲”，这个念头在25岁的光未然脑海中开始萌芽。1939年1月，光未然抵达延安后，就创作了这首反映中华人民奋勇抗争的诗歌作品。

两个胸怀远大理想，在救亡风云中振臂高呼，为共同理想并肩战斗的作曲家和诗人，在这片通向革命胜利的圣地产生了共鸣。冼星海顿时才思如泉涌。他“嚯”地一下站了起来，将歌词本子紧紧抓在手中，激动地说：“这个东西由我来谱，我有把握把它谱好！”

1939年除夕，灵感的火花在光未然和冼星海眼前闪现，他们决心将这首献给黄河母亲的长诗改编成音乐作品《黄河大合唱》，用奔腾的黄河浪涛鼓励中华儿女勇往直前，不懈奋斗。

很快，冼星海开始为《黄河大合唱》谱曲。光未然知道冼星海谱曲时有吃糖的爱好，可他跑遍了延安，也没有找到一个卖水果糖的商店，最后借到一袋白糖给冼星海送去。冼星海拿着铅笔写谱，时不时捻一点白糖送到嘴里，转瞬间，白糖的甜蜜融化为美妙的乐章。

谱曲极耗费精神，困了没有东西提神，冼星海就把黄豆磨成粉拌上少许红糖，被鲁艺师生们称作“土咖啡”；想抽烟时发现烟斗嘴坏了，他就把毛笔的笔尖拔了，将笔杆当烟嘴用。冼星海的创作习惯是，思考一旦成熟就连续几天几夜不休息，直至作品完成。于是，冼星海盘腿坐在炕桌前激情创作，完全沉浸在民族声乐的华章里，眼前不时闪过黄河咆哮、麦浪翻滚、万马奔腾的壮阔景象。他的眼睛熬红了，头发散乱了，嗓子也沙哑了。

六天六夜，焚膏继晷，灯明灯灭，伴随着白砂糖的甜蜜、“土咖啡”的芬芳以及超长烟杆的烟雾笼罩，冼星海胸中对音乐的感悟和对民族深沉的爱如火山一样喷发出来，新的艺术生命呱呱落地。冼星海完成了全部8个乐章的谱曲，写就了中华民族的音乐史诗。

这一年，冼星海34岁，光未然26岁。

《黄河大合唱》共有8个乐章，雄奇的想象和现实图景交织在一起，汇成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在民族危难之时，伟大的诗人将个体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用最真挚的赤子情怀谱写出爱国的鸿篇巨制。从此，一批又一批的爱国将士在黄河的屈辱、黄河的低吟、黄河的觉醒中，唱着“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走到了抗日战争的最前线，用血肉之躯铸就不朽的丰碑。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在黄河的奔腾、黄河的呼喊中，前仆后继，奏响了伟大时代的最强音。

又到春节，《黄河大合唱》让我们穿透历史的风云，看到了80多年前的延河之滨、宝塔山下，点点星光聚成点燃理想的熊熊烈火，感受到艺术的力量如星辰大海，照亮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