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我的精力主要投入中短篇小说创作，尤其是短篇小说。为何我要一个劲儿往“短”处走呢？一是目力用了一甲子，不免衰退，望“长”而先萌怯意；二是短篇小说的所谓以小见大、以短见长，我越来越觉得此言不虚，或曰：真理是朴素的；三是在碎片化阅读语境下，希望作品获得更多的读者。我从来认为纸本阅读不可也不会完全被新媒介替代。每见一些年轻朋友，企图用听书代替读书，我便诚心忠告：这是两种不同的思维及接受方式，不可一味以听代读。因此，一篇小说发表之后，我总是希望读者多一些，再多一些。2021年《芙蓉》第2期刊发我的一个短篇小说《伯爵猫》，之后被多家期刊转载，经新华网客户端转发之后，个把月内，浏览量便飙升到近20万人次。最近，2022年“花地文学榜”揭晓，《伯爵猫》获评为年度短篇小说，我倍感欣慰和鼓舞。

中国的作家中，鲁迅、沈从文、汪曾祺皆以短篇取胜，外国作家如契诃夫、莫泊桑、欧·亨利、卡夫卡、卡佛、卡尔维诺、博尔赫斯等亦以短篇见其高与深。好短篇本身所具有的金子般的质地，加之互联网时代赋予它猎豹一般矫健的行走，给予了它更加彪炳焕然的舞台。其文体优势也就更加突出了。它可以是交响乐中金碧辉煌的圆号，也可以是歌剧中声振屋瓦的独唱。作品的好坏跟体量大小没关系；跟体量大小有关系的，或许是它囊括事物的丰富性。在洞悉时代脉搏、警醒世道人心、呈现精神内涵等方面，有嚼头的短篇小说当得起“轻骑兵”的美誉。

我写短篇小说，一是在乎历史感。那些以某些渐行渐远的历史年代、事件为选材的小说，因其容纳了鲜明而浑厚的历史意识，较能彰显作品的深度。

我曾经做过一个自剖式的文学讲座，题曰：“文学创作的三个打通”。所谓“三个打通”就是历史与现实打通，虚构与非虚构打通（主要是虚构作品中掺入非虚构成分），自己的经历与父兄辈的经历打通。小说集《伯爵猫》（作家出版社2021年12月）中，《曹铁匠的小尖刀》就是一个虚构与非虚构打通的例子。为了写作《打镰刀》这个中篇小说（此中篇刊发于2020年第8期《中国作家》），我被一位朋友带去他老家四川渠县，见到他一位在老家打铁数十年的初中同学，融入了在铁匠铺采集的素材与感受。历史与现实打通的作品则更多，可见《疑心》《乌鸦》《苦槠豆腐》等篇。

集子中的《回乡》原发《人民文学》，为《新华文摘》《小说月报》等多种刊物、年选转载、收入，也曾提名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此小说便有我大舅的原型。大舅在改革开放之后还乡省亲，其间世事沧桑，人事稽留，居然也能安放在一篇万字短篇小说之中。

二曰，在场感。无疑，每个人都是自己经历的在场者。岁月如轮，一代又一代很快都上升为兼具并识历史和当下的见证者。身为作者，对于一些不曾经历过的重大历史事件，单纯借助于史料，与“我”在现场，感受是不一样的。

故而这种在场的写作，年龄和经历参差的好处就显现出来了，不至于千人一面。

三曰，美感。我曾在大学的课堂回答“何谓好文学”。一言以蔽之，三大信息量：丰盈的生活信息量、深刻的思想信息量和创新的审美信息量。

如果把丰富的生活信息量比喻成文学的血肉，那么深刻的思想信息量就是文学的灵魂。思想力是当代小说充满淋漓元气的重要指征，它关联更多的可能性和意义。

创新的审美信息量既包括题材、形式、结构，也关乎对话、叙述以及修辞。

《痛点》写了一个舞者截肢之后的实有之痛与虚有之痛，而背后高蹈的精神才是生命支点。《钟表匠》一笔一笔地晕现出一对老人间的友谊，收束之尾，钟表匠收藏室里，所有的时钟倒转。出人意表的构思，才能形塑小说强大的张力。好些读者朋友表示，我小说的语言，嚼有余味。我却想到，过分讲究语言，会否露出匠气？虽有这种顾虑，然而我在创作小说之时，仍然以经营语言为关键要素。

李白有诗云：“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不还”的不仅有青春，还有文字、情感、寄寓。只要汩汩流过，纵是不还，又如何！身为作家，只要作品能在读者眼中映现出些许共鸣与共情的波影光斑，我也就知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