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宝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年11月）是我写得最耐心的一部长篇小说。这是因为不得不耐心：写作前的资料准备和驻村体察，写作时的感性沉浸和理性自审，初稿完成后的大局调整和细部精修，这些都需要耐心。此外还有一个根本性缘由：这个既虚且实的宝水是一个当下的村庄。

近几年每次回老家，我得空就会使劲儿地东跑西跑到处去看，主要是去那些传统形态相对完整的村庄。看多了就想写小说，想写一个跟当下的乡村现实有密切对话关系的长篇小说。“作为作家，我们应该认识到，我们所面对的，是变革中的、内涵丰富且外延广袤的新时代的乡村世界。无论从人员的流动、经济结构的转型去分析，还是从观念意识的变化、生活风尚的更新来观察，一种新的乡村，在我们过去的历史和想象中从未有过的乡村，正在这个时代形成和崛起。”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全国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的观点深契我心。我想写有新特质的乡村。

自从动了此念，我到各地采风时也特别注意去看乡村，看新农村建设。我称之为“跑村”，主要针对的是那些距离遥远的地方。江西、甘肃、贵州等地的村庄我都跑过，江南的包括浙江的萧山、温州等很富庶的村庄也跑过，河南的如豫东、豫西这些村庄也都跑过，领略到了因地制宜的多样性。我还比较专注地跟踪了两三个村在近些年的变化，我将此称为“泡村”。如豫南信阳的郝堂村、老家豫北太行山里的大南坡村和一斗水村等。“跑村”是横，“泡村”是纵。在纵横交织中，我发现很多乡村的状态是新中有旧，旧中有新。像我老家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在山区倡导全域乡村旅游，这些村庄处在不同阶段的变化中，其中的新旧便是丰饶杂糅。在跑村和泡村的过程中，我也时时感受到了新时代背景下乡村的多元力量。比如大南坡村，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个村依靠着煤炭资源一度很富裕，后来煤炭资源枯竭，环境也被破坏得很不堪，青壮年都出去打工，出去就不愿意再回来，偌大的村庄日渐衰败萧条，直至成了空架子。县政府主导的美学经济规划到了这里后，有些层次很高的乡建设计师提供了积极助力，他们的团队富有经验，很注意尊重乡村原来的风貌，村里原有的大礼堂、学校、祠堂、村委会等重要公共建筑都被逐一做了精细修复，修复得原汁原味。团队也很擅长借助于当下传媒的力量，使得村庄很快成了网红打卡地，游客们纷至沓来。与此同时，村民们学习各种手工艺制作，自发组织环保队定期捡垃圾，昔年的怀梆剧团重新开始恢复排演，村庄里因而弥漫出了丰饶的活力。

看过一些乡建专家的相关访谈，我很认同一种观点，大意是，乡村自有着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我们看它貌似颓废了、破碎了、寂寥了，但这些很可能只是一种貌似，骨子里很强韧的某种东西还在。他们最初想改变乡村的时候，大多是基于一种精英知识分子的思维惯性，等到真正深入到乡村，比如在村里住上两三年才能认识到，要把自己软化下去，要贴合乡村的骨骼去生长。我曾经到河南南部的一个乡村去调研，和几个在那做社会实践的大学生、研究生聊过，这些学生基本都是因为要出国深造，资助他们的机构要求他们去做乡村实践，他们就在乡村待了三四个月甚至半年。刚到村里的时候，他们也有一种“要改造这个村”的强烈冲动。这冲动里包含着一种不自知的傲慢，是他们的知识优势衍生出来的傲慢。但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具体事情的缠绕，当他们想对农民教育或改造的时候，他们往往会在某种程度上被说服、被改造，使得他们原有的某些意识也做出了拓展和改变。他们说这些经历对他们来说是一种难能可贵的体验。这也告诫了我，在写作的过程中不能架空想象，尤其当你自持着一个精英视角傲慢地去框定乡村时，也许是有点儿危险的。有鉴于当下乡村的鲜活样态，与之相关的写作也必然是相对复杂和丰富的。

虽看得越来越多，有意思的是，我却越来越不好下笔，越来越意识到这对自己是很大的考验。知识补充、人物采访还有情感投入，都不容易。还有如何对待素材。素材铺天盖地而来，既要进去拿取，又不能淹没其中，要在写作时不断抽离。从这个意义上说，必须要感谢北京。“故乡是离开才能拥有之地”，忘记了这句话从何听起，却一直刻在了记忆中。自从工作调动到了北京，在地理意义上距离故乡越来越远之后，我就更深地理解了这句话。人的心上如果长有眼睛的话，心上的眼睛如果也会老花的话，也许确实需要偶尔把故乡放到适当远的距离，才能够更清晰地聚焦它，更真切地看到它。

难度常常意味着价值。在《宝水》的写作过程中，我无数次痛恨于自己的笨拙，其中甘苦难以备述。不过等到小说终于成稿，回看已定的篇章，也还是觉得值得去写。可以说，《宝水》是岁月、生活和家乡赐予我的一份大礼。我能作为回礼的，只有以文学为掌，捧献出一颗赤子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