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健飞：文学体裁是创作主体长期实践的产物，反过来又受实践的检验。在文学的诸种体裁中，散文无疑扮演着源头和母体性质的角色。散文覆盖了除诗歌以外的、非韵文的文字作品，某种意义上甚至包括了哲学和历史学等方面的内容。
军旅散文在中国文学漫长的发展历史中，其重要性不言自明。《左传》中许多篇章，用极其简略的语言就描摹出一场战争，或分析军事谋略，或再现战争场面，或塑造形象，或表达思想，无不高屋建瓴，镜鉴后世。比如《孙子兵法》，如果仅仅把它当作一部兵书对待而忽略其文体学和艺术审美层面的价值，这是不全面的。
古人有“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之说。中国现代文学史发端于反帝反封建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鲁迅、李大钊、瞿秋白等人的抒情、政论性散文有如匕首和投枪，挣脱和冲破封建主义的精神枷锁，有力推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五四”前后，金戈铁马、波涛汹涌的文学雄风，成为警世的黄钟大吕，在漫漫黑夜中振聋发聩，唤起民族奋起的伟大心声。
军旅散文具有“真情”“载实”和“战斗”的特征，在中国革命军事斗争中发挥了“百万雄兵”的威力，在特殊时期的战场上，也成为最灵活有效的“武器”。
毛泽东是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同时也是散文家。“革命召他以实践，战斗假他以文章”。先拿笔杆子后拿枪杆子的毛泽东，一生都在践行文韬武略。1912年，19岁的他挥笔写就读史心得《商鞅徙木立信论》。短笔孤灯，长江大河，从1917年在《新青年》发表第一篇文章《体育之研究》，直至后来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胸怀神州，放眼世界，纵横捭阖，以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彰显文章“载实”以传情达意的风范。
毛泽东自己写文章，也提倡并指导官兵写文章。《红军长征记》这部散文集的创作，当属人民解放军历史上集体创作的“开先河之作”，也是毛泽东高度重视文学战斗作用的一个实例。
红一方面军刚到陕北，毛泽东就指示杨尚昆在政治部成立编辑委员会，并亲自起草征稿信，号召参加长征的师团以上干部把“战斗经历、民情风俗、奇闻轶事……择其精彩有趣的片断”写出来。1936年11月22日，在陕西保安，毛泽东在“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发言说：“中国苏维埃成立已很久，已做了许多伟大惊人的事业，但在文艺创作方面，我们干得很少。”
《红军长征记》（原名《二万五千里》）在1937年2月由丁玲主编完成，分上下两册，近50万字。董必武、徐特立等一百多位长征亲历者真情回顾了长征途中的点滴故事。编者在《关于编辑经过说明》里写道：“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所有执笔者，多半是向来不懂得所谓写文章，以及在枪林弹雨中学会做文章的人，他们能粗糙质朴地写出他们的伟大生活、伟大现实和世界之谜的神话。这里粗糙质朴，不单是可爱，而且必然是可贵。”然而，考虑到抗日统一战线已经形成，编好的书只油印20套，没有对外发行，其中一套由朱德总司令签赠给了来延安采访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这部珍贵的散文集也成了斯诺撰写《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的第一手材料。1942年，红军总政治部把《二万五千里》更名为《红军长征记》，少量印刷作为内部参考。60多年后的2002年，有学者在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发现朱德总司令赠给斯诺的签名本《二万五千里》孤本。2006年之后，国内先后出版了《红军长征记》几个版本及解读，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一些文化学者认为此著不仅具有独一无二的文化史学价值、军事史学价值、历史文献价值和文艺史学价值，而且是一个民族精神特质的写照，也是人民军队文化肌体由弱变强的开端。与此同时，中译本《西行漫记》在国内已累计发行上千万册。《西行漫记》1938年出版中译本，之后的五六年间，众多青年学子因为读了这部书，而纷纷奔赴红色延安，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红军长征记》，就不会有如此样貌的《西行漫记》，而后者对中国共产党和她领导的人民军队在国际上产生的巨大影响，非常值得研究。《西行漫记》在创作手法上也别具一格，是非虚构文学创作理论在中国的较早实践。如果大多数读者认为《西行漫记》是报告文学，我个人更倾向将其归类为纪实散文。散文并不排斥情节和人物，人物和情节不追求表面的完整，服从于情思的脉络。《西行漫记》中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众多人物，着墨并不多，却极尽画龙点睛之妙。
毫无疑问，由《红军长征记》到《西行漫记》的创作和出版发行，深刻建构了人民军队在海内外的声誉和文化品格。为纪念建军35周年，在《红军长征记》的基础上，大型军史纪实散文征文活动隆重举行。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书名：《星火燎原》。时至今日，《星火燎原》和《红旗飘飘》这两套丛书，已成为彰显人民军队文化实力的经典史诗。
军旅散文以其真情、真实、短小和灵活的特质，一直伴随着人民军队的战斗和壮大历程，是“人民军队为人民”精神内核的重要宣传力量。抗美援朝战争期间，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不仅及时写出了志愿军感天动地的英勇事迹，而且创造了子弟兵的代名词——最可爱的人。抗美援朝战争催生的军旅散文经典还有巴金的《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菡子的《从上甘岭来》，史阜民的《十八列火车》，刘白羽的《英雄城——平壤》等。这些作品所写的人物、事迹壮怀激烈，撼人心魄……
进入新时期，军旅散文创作从此前的低谷状态走了出来。毛岸青、邵华的《我们爱韶山的红杜鹃》、曹靖华的《红岩归来》、胡可的《怀念侯金镜同志》等一大批“还历史真面目”的散文问世。之后十多年间，军旅散文创作紧随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发展脚步步入正轨，佳作名篇不断涌现。如彭荆风的《驿路梨花》、陈作犁的《奔腾急》、张为的《哨所》、高洪波的《边陲红雨》、石英的《对竞争对手的怀念》等。
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之初，中国文学掀起了一股散文热潮。军旅散文创作也迎来一个黄金时期。除军旅散文家刘白羽、徐怀中、顾工、碧野、邓友梅、王宗仁、杨闻宇等已成嚆矢，一些著名的军旅小说家、诗人也纷纷加入散文创作行列，如朱苏进、李存葆、周涛、庞天舒、燕燕、朱秀海、徐贵祥、裘山山、杨献平、张春燕、王族等，其中周涛的《蠕动的屋脊》和燕燕的《女人独自上路》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近年来，军旅散文创作虽然依然葆有一定数量，但是质量和影响力均不容乐观。略显可观的大都是名家旧作，真正跟踪书写、反映新时代军旅生活的现实题材散文作品数量较少、质量平平，作品无法引起评论家和专业研究者的关注，也难以获得稳定的出版资源，更遑论赢得广大读者的青睐。解决军旅散文的创作问题，首要的在于，创作主体应植根于军事文化厚重丰饶的土壤，自觉赓续优秀的历史传统与审美品格。树立起这个鲜明导向，军旅散文创作的道路才会持续走宽。
杨献平：作为中国当代军旅文学的重镇，军旅散文历来具有忠诚、血性、理想、担当、文明、正义等人类崇高的精神质地和思想境界。在新时代背景下，创作主体要精准把握时代特质，切准强军脉搏，深入官兵内心，浓墨重彩地抒写新时代革命军人的情感和精神；特别是应努力聚焦广大官兵在做好军事斗争准备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使命担当和昂扬向上的崭新精神风貌；建构并弘扬一种金戈铁马、舍我其谁、忠诚刚直、一往无前、履行使命、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和氛围。我觉得，写出时代的新意、新风、新貌，是新时代军旅散文创作应当集中发力的重点所在，也是当前以及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军旅文学应当直面并解决好的现实课题。
倘若我们的军旅散文写作仍旧因循过去的某种写作模式，重复陈旧的思维、理念和想法，显然是与现实脱节的，也不符合新时代的军旅生活。进入新时代，人民军队在编制体制、武器装备、人员构成、战术战法、训练模式等方面都发生了前所未有且全方位的深刻变化。这对于军旅散文作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客观上面临很多难点甚至是“盲点”。军旅散文创作，如果还是以过往的思维、经验，去书写新时代的军旅生活，肯定会词不达意，难以深入其中，无法打动人心；如果不懂得新的武器装备的基本原理和操作方式、技战性能等，是很难真正融入当下的军旅生活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军旅散文作家首要的任务是全身心地深入基层一线，深入了解部队官兵的训练、工作和生活情况。有了这样的前提，军旅散文写作才能够真正反映军旅现实，准确有效地把握时代；生动、有力地书写部队官兵在强军兴军征程中所展现出的精气神，真实、准确地反映他们深层的思想情感以及超拔、雄浑的精神向度，进而塑造和呈现出完整立体、血肉丰满、情感充沛的军人形象及其内心世界，为广大读者提供鼓舞和激励人心的优质精神食粮。
军旅文学是从人类生命和精神深层引爆的灿烂之花，新时代的军旅散文写作应当深切关注、体察个体生命乃至人类的命运。创作主体应当把眼光和胸襟系于全人类的命运，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广阔视角、思想深度来审视、摹写世界发展趋势；塑造中国军人正义之师的光辉形象，对外展示并传播中国军人捍卫世界和平的决心、实力和风采；以更好地与世界文学的经典对话，赢得更广阔范围内读者的理解与青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