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半枪声连角起，

广州工农兵起义。

红旗飘上越王台，

君是当年好战士。

这首诗是叶剑英元帅1957年为广州起义牺牲烈士张子珍的墓碑所题写的。诗里，叶帅回首往事，追念烈士，以雄伟的意象、深沉的情感，把人们带回当年枪声骤起、红旗飘舞的羊城街头，再现了中国第一个城市苏维埃政权成立时那充满血与火的历史画面。那么，在这些历史画面背后，作为广州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叶剑英元帅经历了哪些艰险时刻，有过哪些非凡之举呢？

一

1927年7月上旬，经周恩来同意，身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的叶剑英被中共中央批准为中共正式党员。当时，革命正处于低潮，党组织为了保密，决定叶剑英暂时不与其他党员发生联系。

南昌起义爆发后，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认为叶挺、贺龙率部起事，拉走了他过半兵力，是“公然叛变”。他奉汪精卫之命，召集高级军官开会，准备火速追赶叶、贺部队。叶剑英感到事态严重，他劝张发奎开往广东，以不追叶、贺为上策。他分析战局，“总指挥”早就想南下广东，实现总理遗训，重新北伐，目前正是时机，我们原想去广东，桂系李济深是反对的，现在我们放叶、贺的队伍到广东去，李济深招架不住，必然来请我们出兵相助，我军便可打起“援师”的旗号，直趋广州；这样比跟着叶、贺的屁股打，两败俱伤，要胜一筹；假若在此尾追叶、贺，徒耗兵力，别说不一定追上他们，即使捉获，我们仍无立足之地，何谈北伐！

叶剑英所说正合张发奎占据广东的心愿。他当即放弃尾追叶、贺的计划，只表面上追赶一程。第四军等部追至抚州之后，即与起义军“嗣忽分途”：叶、贺部队由闽粤边境直趋潮汕，第四军改由南雄入粤。这种“追而又舍”的局面，正是叶剑英向张发奎献计“力主不追”的结果。这使得南昌起义军摆脱了第四军的尾追之苦，更重要的是，第四军挥师入粤，使我党掌握的武装力量——叶剑英兼任团长的第四军教导团借机进入广州。这是日后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发动广州起义的一个重要条件。

9月下旬，叶剑英到达广州，秘密与中共广东省委军委负责人黄锦辉取得联系。黄锦辉交代叶剑英的任务是，要在张发奎的第四军站住脚跟，掌握敌军动态；加强对教导团的领导，准备好暴动的武装；利用敌人的矛盾，分化削弱敌人，壮大革命力量。自此，叶剑英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继续潜伏在国民党军营垒，秘密投入了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

这时，粤、桂两系军阀争夺广东地盘的斗争愈演愈烈。汪精卫与张发奎密谋，乘李济深赴上海之际，以“护党”名义，于11月17日发动倒李（济深）、黄（绍竑）政变。叶剑英看到时机已到，即命教导团投入战斗，一举攻占了黄绍竑的第八路军总指挥部，缴获大批武器弹药。随后，将这些武器弹药秘密武装了部分工人纠察队。

同日，中共中央常委会通过了《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正式决定举行广州起义。中共广东省委的策略是“变军阀的战争为民众反军阀的战争”，号召工农兵群众联合起来夺取广州政权。叶剑英得到指示后，冷静观察粤桂各派势力矛盾变化，等待时机加以利用。

几天后，李济深、黄绍竑组成东西两路军，准备夹击广州。叶剑英觉察利用敌人内部矛盾的时机已经成熟，便趁机建议张发奎、黄琪翔集中兵力对付西路黄绍竑部。张发奎采纳了叶剑英的建议，令黄琪翔率第四军主力开赴西江一带，进击黄绍竑；其余作战部队也都悉数调至广州外围，以防进犯之敌。

12月7日，黄琪翔出征前将第四军后方事务委托给叶剑英。至此，叶剑英“调虎离山”之计完全实现，广州城内只剩下教导团、警卫团和其他少数部队。这就为共产党人发动广州起义创造了极好的时机。

二

广州起义的主力部队是第四军教导团和警卫团。为保护和培育这两支革命武装，叶剑英在错综复杂、虎狼环伺的险恶环境中，机智果敢地与敌巧妙周旋，其过程可谓一波三折。

教导团的前身，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成员是随北伐军到武汉的黄埔军校部分师生及新学员，内有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指挥唐生智欲借该校到洪山野外演习之机，将其秘密围歼。叶剑英得知消息后，立即请张发奎出面制止了这一阴谋，并顺势将该校改编为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有近3000人，其中有100多名未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并有秘密党组织，是当时少有的革命武装力量。此后，教导团又多次遇到被缴械的危险情势，都是叶剑英出面周旋，加以保护，使教导团转危为安。

10月中旬，叶剑英遵照党组织关于准备好暴动武装的指示，调教导团进驻广州北校场四标营。为避免疑忌，叶剑英辞去教导团团长职务。之后，叶剑英以“老团长”的身份和教导团保持着联系。在他授意下，教导团成立了“士兵训练委员会”，根据城区特点，组织各连进行巷战中的攻击、射击、投弹、爆破、刺枪和夜战训练。

进入11月，党加快了在广州发动起义的步伐。为了加强起义的武装力量，黄锦辉交代叶剑英，要设法扩充第四军警卫团。该团是第四军新编部队，共两个营，军官成分复杂，只有少数中共地下党员。叶剑英接到党交给的任务后，即向张发奎提出广州城防空虚，急需扩编警卫团的建议。张发奎此时正为工人“闹事”、驻守广州兵力薄弱大伤脑筋，便同意了叶剑英的建议。于是，叶剑英推荐了中共地下党员梁秉枢担任警卫团团长，又安排了一批共产党人担任团领导，并将300多名曾参加省港大罢工的工人招进该团，编成第3营。此外，各连的排长和班长也大都由教导团抽调来的进步学员担任。

通过叶剑英的努力，我党在广州起义前掌握了教导团、警卫团两支革命武装，大大增强了中共广东省委发动起义的信心和决心。12月7日，在秘密召开的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兼起义总指挥张太雷高度评价了教导团和警卫团这两支武装力量。

三

12月7日，广东省委决定12日举行起义。

就在起义即将发动的关键时刻，一连串危险发生了。9日，在上海的汪精卫获悉共产党准备暴动的情报，连发三电给陈公博、张发奎等，要其迅速解除教导团武装。10日，为工人赤卫队转运武器的大安米店被敌人侦破，老板被捕后供出实情。同日，张发奎令黄琪翔部队从西江前线赶回广州镇压起义。

千钧一发之际，叶剑英冒着风险面见张发奎，再次担保教导团不会暴动，设法稳住事态。同时，他将敌人镇压起义的部署报告给党组织，并暗中通知教导团做好准备。根据各方面情报，张太雷召开省委紧急会议，决定提前在11日起义。

11日凌晨3时30分，教导团打响了起义第一枪，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爆发。起义官兵高举红旗，兵分三路投入市区战斗。潜伏在市内各地的3000余名工人赤卫队员，向着指定目标发起勇猛攻击。教导团第1营和工人赤卫队第1联队很快攻占了公安局。接着，广州苏维埃政府宣布成立。

叶剑英听到起义的枪声后，迅速赶到总指挥部，接受工农红军副总指挥的任命，协助总指挥叶挺等共同指挥战斗。这时，起义军已经控制了广州大部分地区，但第四军军部等几个据点的敌人仍在顽抗。很快，被起义军打得晕头转向的敌人回过神来，大举反扑，逐渐对广州形成合围之势。

当晚，总指挥部召开紧急会议分析敌情，叶剑英、叶挺等人建议起义军应在国民党军大举反扑前主动撤出市区，以保存革命力量。这一建议得到聂荣臻支持，但因共产国际代表诺依曼反对，未被采纳。

随后，叶剑英冒着枪林弹雨，一手提着驳壳枪，一手拎着子弹袋，在长堤一线巡视布防，指挥战斗。他还利用战斗空隙去探视伤员，察看俘虏。12日中午，敌军向广州制高点观音山发起猛攻。叶挺、叶剑英令部队火速增援观音山，粉碎了敌人多次反扑，夺回观音山阵地。

12日晚，敌军从江门、韶关、石龙等地陆续赶来，抢占了市内主要据点。总指挥部被迫下达了撤出广州的紧急命令。当叶剑英由前线返回总指挥部时，已是空无一人。几天后，他在工友李运全帮助下离开广州，前往香港。

广州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继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之后，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又一次英勇反击，是在城市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大胆尝试，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起义军民无比英勇的战斗精神，给了中国人民以新的鼓舞。参加起义的许多领导人和保留下来的武装力量，继续为中国革命事业而顽强战斗，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