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因为工作性质比较特殊，我的父亲很少主动提起他的革命战斗经历。我所知道的一些零星片段，都是他拗不过我们兄弟姐妹几个询问而讲述的。除此之外，他只留下了两份手稿和少量日记。从这手稿的字里行间，我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他对革命的热忱和对家人的关爱。

长征，这个我党历史上的伟大壮举，具体到我父亲个人身上，就是那桩桩件件难而又难、险而又险的经历。但从父亲的手稿中，我看不出一丝颓丧。

父亲说过这样两件事。在翻越夹金山的时候，由于高寒缺氧，战友们呼吸极为困难。有一位战友，坐下休息后，就怎么也喊不醒了。大家以为他牺牲了，都非常难过。雪山上的高寒冻土，根本无法挖出一个可以掩埋他的坑，大家便用枪托勉强凿出一个很浅的土坑，将他放进去，在他的身上盖上了红旗，撒上一层薄薄的土，部队就继续前行了。两天后，在宿营地，这位战友竟然赶过来了。父亲说：“当他一撩帘子进到帐篷里时，我无法表达我的惊喜。那位战友说，他醒来的时候，看到身上盖着红旗，还有一些土，就把身上的土掸掉，赶紧追部队。”父亲在描述这件事的时候，语气里难掩喜悦。我想，这是多么难以置信的生命奇迹啊！

在艰难地翻越雪山后，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父亲是幸运的，那位战友也是幸运的。可在这胜利会师前夕，又有多少人长眠在雪山上。

父亲说的另一件事，发生在过草地的时候。草地一望无边，它带给人的绝望感是常人无法承受的。越往草地深处，越见不到泥土。水草茂盛的地方，往往掩盖着一个个沼泽，一步下去，就有可能陷进里面，没了性命。而更要命的是，断粮了。父亲说，饥饿和寒冷，使很多战士坐下去就没再站起来。

1933年，父亲从连队调到红四方面军总部，由指导员改行从事电台工作。父亲刚调到总部时，先是在无线电训练班学习。父亲曾写过一篇文章《我在红军电台的时候》，记录了他跟随红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的战斗、工作和生活的情况。“我们无线电训练班是1933年下半年在四川通江县成立的。那时候，整个革命事业正处在极其艰难的岁月里。我们天天跟着部队行军作战，到哪里宿营，哪里就是学校。露天里、高山上，密林里、道路旁，都是我们的课堂。”字里行间充满积极和乐观。此外，他在手稿里还提到这样一个细节。“我从训练班出来后，先是跟着徐向前总指挥工作。有一次，从北川出发到茂川，电台在途中与其他队伍失去了联系，整整两天两夜，我守着机子没有睡觉。徐总指挥派副官送来几筒奶粉。我知道，这奶粉是部队缴获的，送来总部专为照顾首长的，我吃了，首长吃什么呢？我坚决不要。副官说，这是总指挥让他送来的，总指挥知道我们工作没白天没黑夜的，需要营养，再三嘱咐要注意身体。”

“吃奶粉，我还是大姑娘坐花轿——头一回，不知道要先用凉水把奶粉调匀了再用开水冲。第一次吃，还是生的，以后就没有再吃。过了几天，徐总指挥见了我问，奶粉吃完没有，吃完了再到他那儿来拿。我不知怎么回答，只好说，首长，不用了，我那里还多着哩。后来，这件事让徐总指挥发现了。他笑了，不仅教会我们吃法，还亲自冲了一杯给我喝。”

父亲特意写出这个细节，足见他为此深受触动。这种朴实情感，深刻影响到父亲后来的工作和生活。

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1960年，我出生时，物资还是很贫乏。听我大姐说，当时外婆从乡下带来了10个鸡蛋，在身上焐了三个星期，后来真焐出了小鸡。这些小鸡被外婆精心喂养着，是我母亲坐月子的营养来源。可是，外婆对母亲的爱，后来被父亲“移植”给了战士。当时，部队伙食供给也是有限的。父亲在南京炮兵文化学校当校长，看到年轻的战士们学习训练强度很大，很心疼他们，就把外婆养的鸡拿到学校食堂，给学员们改善了伙食。时过境迁，母亲后来提起，也只是说，看看你们的父亲，该有多心疼他的兵。

父亲这样做，并不代表他不心疼母亲。1954年，父亲和母亲都在北京工作。北京的初春，春寒料峭。父亲在心中盘算着，要给母亲置办一件像样的大衣。但是，以他们当时的经济状况，要想置办一件“像样”的大衣，还远远不够。这件事情我是在父亲的日记中看到的。父亲在日记中写道：“我计划今冬要替伏初（母亲的乳名）做一件像样的大衣。真可怜，我们从未好好地做过一件大衣。我不管怎样还是做过一件，可是她呢？从未穿过一件好一点的衣服。所以，不管怎样我都决心要节约一些钱，今冬一定要替她做一件好一点的衣服了。节约的办法呢？从现在起，3个孩子的开销就用伏初的那点工资，我这里每月节约30至50万（那时人民币的面值1万元相当于现在的1元钱），预计从4月开始到11月份，共8个月。如果每月30万，就可以有240万元。如果每月35万呢，那就可有280万元了，做一件大衣是足够了。”

1954年冬，母亲穿上了父亲攒了8个月的工资给她做成的大衣。那件大衣真的很“像样”，人字呢的面料，内胆是皮毛的，可谓是一件十分豪华的大衣。

那件大衣，母亲穿了一辈子。在父亲去世多年后，母亲仍然会每年都把这件大衣拿出来翻晒，然后再收藏好。前些年，一个晴朗的冬日里，我扶着母亲出去散步，她还执意要穿上那件大衣出门。母亲那年90岁了，她的身体已经承受不住这件大衣的重量。我劝她，这件大衣太重了，你穿着走路会很累的。母亲笑了一下，说：“就穿这个吧，这是你爸爸给我做的。”

……

在我们这个家庭里，父母对我们不会溺爱，更多的是锤炼，是教会我们生活的技能，有时甚至使我们觉得，他们有些“不近人情”。但是，当我们长大后，当我们能从容应对生活中的各种困难时，我们再回顾父母和我们相处的细节，那种来自父母的爱是丝丝入扣、润物无声的。

1970年，父亲把我的三个姐姐全部送进了军营。大姐和二姐同一天入伍，也还算有个伴。三姐入伍的那天是独自一人。那天，10岁的我跟随父亲把三姐送到教练场，看着三姐领了军装，跟着带兵的军人站到队列里。父亲知道，分别的时候到了。父亲叮嘱了三姐几句话，就领着我上了车。可他又嘱咐司机开慢点，围着教练场转了好几圈。我趴在车窗上，远远地看着三姐。10岁的我承受不了这种分别，泪流满面。但我又不敢让父亲看见我哭了，只偷偷地瞄他一眼，却见父亲的目光也一直望着远处队列中的三姐，不舍和牵挂全写在他的脸上。

我们兄弟姐妹7个，年龄最长的5个都被父母送进了军营。我大哥和大姐先是下放农村，大哥后来在1968年参军。在内蒙古守了7年边关，冰天雪地里，他从未叫过一声苦。大姐和二姐在1970年去了部队野战医院，她们刻苦学习，都成长为军队医院中的白衣天使。我三姐是被分配到了通讯总站。父亲说，这也算是女承父业了。

最早当兵的是我二哥。1967年的3月22日，父亲第一次送子参军。他为此写了一篇日记：“凯明儿今天参军了。我们送他到门口，我看他好像不太高兴。但他走了好远又回过头来看我。啊，看来是孩子有些留恋啊……本来参军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孩子开始也很高兴，大概和他的同学们说了。据说，他的同学们要开会欢送他。是我这个不懂孩子心情的爸爸没让他去，使他心中不愉快了。唉，这完全是我做爸爸的过错啊！”

说实话，我看到这篇日记的时候，父亲已经去世多年了。我对父亲真是刮目相看。没想到，那么铮铮铁骨的他，却有着这般柔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