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看到那张合影时,我就被上面的文字吸引了。照片上标注着:1937年特区妇女学校全体干部于云岩摄。云岩镇属于延安,这大概是延安时期在云岩创办的一所妇女学校。按时间一推算,我的心颤动起来——这可是刚刚经过长征的红军,他们脚跟一着地就开始兴办起了教育,而且它诞生的时间比1939年党中央在延安创办的中国女子大学还要早。
泛黄的照片上约40余人,男女干部差不多各一半。由于照片表面磨损,不少人的相貌已模糊不清。传给我这张照片的老人,自称是其中一对夫妻干部的儿子。他说,照片是父母亲的遗物,父亲叫伍桂盛,母亲叫张仕南,那年父亲26岁,母亲21岁。照片中,伍桂盛身穿八路军冬季服装,眉宇间透着久经沙场的淡定沉稳。张仕南站在他的身后,短发齐耳,一袭戎装,英姿勃发。
老人是福建长汀人,那里也是我的故乡,于是我立即赶回长汀。一路上,我都在想这一对在长征中结成伴侣的夫妻会有怎样的故事。
按照老人的指引,我乘车来到长汀县古城镇。湛蓝的天空下,连绵起伏的群山高远无垠。在龙田塅自然村一座靠山的老屋前,池塘里的浮萍像一块碧绿的巨毯,一朵朵蓝色的花儿争先恐后开满了水面。热情的村支书介绍,这座老屋就是伍桂盛和张仕南夫妻当年亲手建造的家。虽然荒芜日久,木质结构的色泽也暗淡不少,但从整洁的陈设和细腻的木工活看,这对夫妻为它倾注了浓浓的爱意和美好的期许。
老人的妻子说:“我婆婆操着一口四川腔的普通话,是个干净利索的人,说话做事也从不拖泥带水,人看起来也清清爽爽的。她模仿能力很强,在古城生活久了,学会了讲古城方言。婆婆说她小时候缠过小脚,后来去学校读书接受了革命思想,就扔掉裹脚布,瞒着家人去参加苏维埃的少先队。天天唱着山歌动员青壮年参加红军,后来她自己也参军,在红军医院当看护员、护士长,跟着部队完整地走完了长征。”
老人接过话:“父亲是1911年出生的,在他很小的时候爷爷就病逝了,父亲和奶奶相依为命。父亲是家中的独苗,奶奶从牙缝里挤出粮食供父亲读了半年私塾。1929年底,父亲参加了古城暴动,因为力量对比悬殊,暴动队被包围后遭受重大损失。父亲拼死突围后,隐蔽在高山密林。1930年初,父亲和家乡的暴动队员被编入红四军,配合红四军四处征战。后又被调到新组建的红十二军。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实施战略转移,父亲调入红一军团教导营任某连指导员,参加了长征。父亲和母亲的相识,就是在长征路上。一次,部队过铁索桥,担任看护员的母亲为抢救红军伤员险些掉下铁索桥。千钧一发之际,父亲靠着敏捷的身手,把失去平衡的母亲一把拉回桥上。”
缘分是奇妙的,两位革命战士在一座桥上、在一刹那间连结起彼此的生命。但身处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两人暂时将个人情愫掩藏,约定胜利后相见,便加快了翻山越岭的脚步。
“母亲说过草地时没有吃的,常常啃树皮、吃牛皮腰带,过沼泽地时一排人手拉着手才敢走。有一次打仗时,首长带头冲锋,敌人的机枪凶猛扫射,父亲不顾一切扑在首长身上,子弹从他的右大腿穿过,骨头都被打碎了。他想告诉母亲,自己要去陕北红军后方医院休养,可匆忙之中还是没能找到母亲,只好先行离开大部队。”说到这,我的心被揪起来,替他们捏了一把汗。
老人的妻子仿佛看出我的心思,笑着讲述了长征胜利后的故事。“伤愈后,公公在1936年10月,调任陕北后方第二医院俱乐部主任。1937年10月,经上级考察任命,走上了延安特区妇女干部学校党支部书记的岗位。期间,组织帮助公公婆婆再次相见,很快他们就结婚成家了。婆婆在延安期间生下的大姐,乳名叫‘四省妹’,后来在行军作战中生病夭折了。”
我问:“他们是什么时候退伍的?”
老人说:“应该是抗战初期,当时也是响应党的‘精兵简政’号召。那时,父亲的伤腿因救治不及时已致残。家中的奶奶也因父亲参军后没有音讯,哭瞎了双眼,生活无法自理。父亲反复考虑后,含泪离开部队,带着母亲回到家乡古城。当时古城还属于白区。父亲回家后,继续参加地方革命工作。”
老人的妻子继续讲道:“婆婆说自己那时真舍不得离开部队,忠孝难两全,思想斗争很痛苦,每天都流眼泪。但是公公的腿残疾了,他们还是选择回家照料双目失明的奶奶。”
我慢慢了解到后面的故事。刚回乡时,他们像是初来乍到的新居民,找不到住处。但是曾经心怀革命激情的他们还是对生活报以热情,在老祠堂的厢房里用几块木板搭了个床铺,铺展开新的生活。伍桂盛白天在山上开荒地,暗中组织当地的地下党员开展秘密活动。张仕南是外省人,慢慢学着耕田种地、操持家务。不幸的是,伍桂盛去世早,张仕南一生坎坷,但她从不求名、不求利,只对自己老红军、老共产党员的名分十分看重。
老夫妇精心保存着父母亲的部分遗物,由于文物原件早年由政府部门统一征集上交,老人特地去复制了一套资料照片。这些照片中,有抗战伤员证,有三等抗日布质奖章,还有那张吸引我来寻访的合影。
采访结束,回到家中,我彻夜难眠。我脑海中想象着他们携手穿过硝烟时的泪容,于是提笔写下一句诗词:“烽火征程雁双飞,岁月长空留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