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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在掌上阅 亮剑弹指间

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内核精髓


■张 欣 邱剑敏 李元鹏

编者按 中国传统战略文化思想丰富、意蕴深厚,蕴含着中华民族的安全理念和战略考量。其中,“大一统”的战略追求、以德安邦的战略眼光、文武相资的战略手段、富国强兵的战略根基、安国全军的战略境界等,尤能体现传统战略文化的内核精髓,今天仍具历久弥新的启示意义。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国历代有识之士无不重视安邦定国,在处理国家安全事务上不乏深邃思考和精辟论述,形成了绚丽多彩、各擅胜场的战略文化。这些文化从战略层面展现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价值取向和性格特征,蕴含着追求长治久安的战略思考,闪现着谋胜图强的战略智慧,对新时代理解把握国家安全问题仍具启迪和借鉴意义。

“大一统”的战略追求

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突出特点,在于始终追求和坚持国家“大一统”,表现为对国家统一的深层认同和持续努力,并成为实现政治安定、人心归附乃至国家崛起的强大杠杆。这一特征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成为历代王朝制定安邦大略的思想基础。

《春秋公羊传》记载:“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首次提出“大一统”概念;孟子主张天下“定于一”,认为如此方能“君仁臣义,君民同乐”。可见,“大一统”发端于先秦,最初侧重政治上的统一。随着统一文化的长期浸润,“大一统”的内涵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不断拓展延伸,成为传承中华文明、联结中国历史的关键。所以董仲舒讲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传承后世,“大一统”逐步从政治、地理上的统一,上升到思想认同的一致,达到“人和”“壹民”的境界。今天看来,“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认知追求,利于集中整合国家资源,便于形成长治久安的政治局面。历史上公认的盛世,多在国家统一之后实现,如文景之治在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后,开元盛世在讨灭徐敬业后,康乾之治在平定三藩之乱、统一台湾后,等等。正如《荀子》所言,“四海之内若一家,故近者不隐其能,远者不疾其劳,无幽闲隐僻之国,莫不趋使而安乐之”。放眼中国历史进程,尽管统一与分裂的局面交替出现,但统一是主线,分裂或割据则是暂时现象。经过数千年的文化交融、伦理教化、制度实践,“大一统”不仅是历代统治者的战略追求,也成为一种政治自觉和文化观念,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思想动力,极大地影响和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心理意识和性格特征。

以德安邦的战略眼光

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一大突破,在于能够站在政治高度把握国家安全问题,较早挣脱了单纯军事观点的束缚。映射到安邦大略上,体现为重视安定国内民心、安抚四夷人心,以此维护国家长治久安。

早在春秋争霸的历史舞台上,管仲率先提出“招携以礼,怀远以德”的战略主张,以“尊王攘夷”号召聚拢诸侯,获取了政治、军事双重胜利。此后,孔子提出“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孟子提出“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发出了以德安邦的文化先声。传至后世,这一战略文化为历代明君良将所接受,西汉名将赵充国在平定西羌之叛时,五次上书朝廷建议政治安抚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终获平叛全胜。纵观历史,中国古人很早就认识到: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因素不在山川险固,不在兵革锐利,而在于采取的政治方略能否收获和安抚人心。因此,古人深谙“得民心而后天下安”的道理,注重政治清明、政策开明求内外安全稳定。值得关注的是,古代先哲强调以德安邦的同时,从未放弃或排斥正义战争。最典型的莫过于儒家,孔子对君主四处武力征伐明确持反对态度,但当卫灵公询问可否征伐叛乱的蒲地时,孔子表示同意;在齐襄公是否应向纪国报九世之仇的问题上,孔子表示赞成。这说明,先贤反对兼并征伐和穷兵黩武,但并不反对以战止战,并不反对伸张正义。可见,以德安邦的核心是从政治需要出发制定安全方略,绝不意味着妥协和退让,为了维护国家安宁和统一而诉诸的正义战争,也是以德安邦的应有之义。

文武相资的战略手段

文和武是我国古人提出的一对重要范畴,其内涵丰富、意义深远。从国家安全角度看,文是指政治、文化、外交等非军事手段,武则特指军事手段。古人很早就认识到,综合运用多种战略手段利于达成战略目标,主张通过文、武两个方面共同发力。

《逸周书》有言“内事文而和,外事武而义”,首次提出文武相对的概念;孔子讲到“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深入论证了文与武的辩证关系;《吴子》记载“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有扈氏之君,恃众好勇,以丧其社稷”,反映了一味崇尚文治或单纯倚仗武功必然走向覆灭的历史规律。这些古代著述,揭示了文武相资方能巩固国家安全的道理,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汉高祖刘邦以武力夺取天下后,重视武备而忽视文治,大臣陆贾劝谏:“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刘邦听取了陆贾的建议,文治与武备双管齐下,由此将国家发展引入正轨,成为历代沿袭成规的安邦大略。诸葛亮提出“治国以文为政,治军以武为计”,认为文与武都不能单独存在,主张文武并用、相辅相成。唐太宗总结治平经验,曾说过:“朕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文武之道,各随其时”,认为乱世须用武力谋统一,承平须靠文治保周全,深化了文武相资的认识。同时,古人特别强调合理把握文武相互关系,既不重文轻武、亦不重武轻文,避免出现穷兵黩武或偃兵息武等极端情况,二者相得益彰方能产出最佳效益。

富国强兵的战略根基

中国古人很早就从战略高度理解经济与军事的关系,认为经济实力是建设强大国防的必要条件,国防强大才能长久实现经济发展和民众安宁,从而形成了富国强兵的战略文化。

春秋时,《国语·齐语》记载管仲作内政而寄军令,其“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的战略主张,为齐国争霸奠定基础;战国时,《商君书》提出“兵不强,不可以摧敌;国不富,不可以养兵”,体现了古人对经济实力与军事能力的辩证认识,反映了传统战略文化的不断延续。进入封建社会后,历代王朝立足国家经济基础,通过“兵农合一”将富国强兵落到实处,妥善解决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问题。三国时期,面对军粮匮乏、要靠采食桑椹和蛤蚌为食的严峻困境,曹操采纳毛玠等谋士“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蓄军资”的建议,在建安元年发布屯田令,通过民屯、军屯等途径解决军队粮荒和百姓负担问题,实现了“百姓亲附,甲兵强盛”。应当注意的是,形成这一战略文化的深层原因,还在于民众富足不仅是强兵胜战的先决条件,也是国家安定的重要基础。秦汉以来,历代王朝均建立在以自耕农为主体的农业社会之上,如果农民大量破产必然带来流民大量滋生,必将严重危害社会安定,甚至引发社会动乱。因此,只有保护、安顿好自耕农阶层,国家才能巩固安宁。如唐代贞观时期,魏征主张通过轻徭薄赋、劝农务本来获取国家安定,体现了民安国安的战略智慧。

安国全军的战略境界

立足于丰富的军事斗争实践,中华民族从生存发展的全局利益、长远利益出发,较早地超越了战争视野的局限,把安国全军作为国家安全的至臻追求和最高境界,形成了与西方迥异的传统战略文化。

战争是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安国全军的理念最早出现于血流漂杵、万骨枯朽的先秦征伐年代,体现了中国古人对战争的深刻反思。儒家把战争与斋戒祭祀、疾疫置于同等地位,强调“临事而惧,好谋而成”;道家认为“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兵家认为“兵者,国之大事”“非危不战”,强调“安国之道,先戒为宝”,等等。以上认知,主流思想是重战、慎战和备战,其文化内核为历代王朝所认同和接受。楚汉战争中,韩信采用谋士李左车“先声后实”之策,未动一兵一卒收复燕国,为楚汉争雄增添有力砝码;东汉统一战争中,汉光武帝刘秀先近后远、逐步进取,最终实现国家统一;西晋时,晋武帝司马炎注重训练军队、制造战舰、筹措物资,经过10余年准备最终成功灭吴,反映了稳慎用兵、全国为上、全军为上的战略理念。今天,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面临严峻挑战,更须以时代精神激发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生命力,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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