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庆祝教师节的热烈氛围中，我想起一个问题：谁是我最敬重的老师？答案是我刚当兵时的团政委张传苗。坦率地说，他不仅是我的领导，也是我的人生导师。

我于1978年3月9日入伍来到原沈阳军区23军某团。新兵训练一个月后，我被分配到团特务连警卫班。那天一大早，我来到张传苗政委办公室打扫卫生。初见眼前这位首长，我心里有点紧张。他一米八多的大个头，非常魁梧，眉毛下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有些威严，白皙的脸庞上挂着微笑，又让我感到和蔼可亲。当听到他与我有点相仿的山东口音，我心里才放松了一些。

张政委也是第一次见到我这个新来的警卫员。

“小伙子，什么文化，哪里人？”

“报告首长，我去年高中毕业，山东省齐河县人。”

张政委边洗脸，边扭头微笑着对我说：“小曹，你要好好工作。我给你提几点要求，欢迎吗？”

“当然欢迎！”

“今后希望你做到‘三个一’：每月花钱不超过一元，每月要读一本书，干工作要做到领导在与不在一个样。能做到吗？”

我迟疑了一下回答：“能做到！”

为什么迟疑了一下呢？我担心每月一元钱可能不够花。我转念一想，战士是供给制，吃穿不用个人花钱，给亲友寄信也是免费的，每月花一块钱买香皂、肥皂和牙膏也就够了。

张政委要求的“三个一”，我是尽量坚持了，后来最先突破的还是每月花一元钱。我入伍时的津贴费是每月7元。随着物价上涨和购买书刊等花销的增加，每月一元钱怎么也打不住了。现在想来，张政委提的“三个一”，涵盖了物质、素质、人品这几个人生的重要方面。每月花钱不超过一元，是要求在物质上勤俭节约，不要奢侈浪费；每月读一本书，是要求不断提高文化素养，增强工作本领；干工作要做到领导在与不在一个样，是要求在人品上追求高尚，表里如一，不能做人前一面人后一面的两面人。几十年来，我不仅没有忘记老政委的要求，还经常用它衡量自己的言行是否符合其精神。这“三个一”不仅是我走好军旅第一步的基石，其中的精神也融入骨髓，成为我做人做事的准则。

1979年初，我们团按照上级统一部署，展开紧急战备。在那次军事行动中，我们团经过摩托化行军，来到黑龙江省嫩江县麦海公社驻扎下来。边境作战打响后，尽管首长们能够看到通过机要部门传来的战场情况简报，但其他信息十分闭塞。张政委交代给我一个任务，白天在家里收听广播，记录有关边境作战的各种消息。每天无论回来多晚，他都要听我介绍从电台收听到的战况、国际反响等。那段时间，通过每天给张政委说新闻，对我的表达能力锻炼很大，我对时事新闻产生浓厚兴趣，也是从那时开始的。

1982年7月，我从大连陆军学校毕业。军政治部干部处陈维华干事与我谈话时，我说，我愿意继续回老部队学习锻炼。当时，张政委正在军里开会，我看望他时，也汇报了想回团里工作的想法。他说：“回到团里你想干什么呀？”我说：“我学的是财务工作，想到团后勤处当财务助理员。”他说：“你不适合做后勤工作，朝政工干部的方向发展更适合你。”我回答说：“组织上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到团里报到后，我把行政关系交到团干部股时，靳长晨干事说：“张政委专门交代了你的工作安排，到团里八二炮连任司务长。”听到这个消息，我有点发蒙。一年前，这个连出了一起在全军通报的案件，从此士气一蹶不振。

我是党员，组织让干啥一定想办法干好，这个基本觉悟还是有的。我到连队后，着力打造“后勤不后”的炊事班，要求战士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以前的后勤干部不出操，我不仅自己出操，还带着不值班的炊事班战士出操。整理内务也与战斗班的标准一样。连队没有多少伙食结余，穷得叮当响，我想办法调剂改善伙食。我经过计算，感到做肉包子比较省钱，官兵还爱吃，就把原来每周吃一次包子改成吃3次。我经常到炊事班与战士同劳动、同娱乐，及时做战士的思想工作，连队后勤保障工作焕然一新。1982年底，原沈阳军区在团里召开新营房建设现场会，推广我团营建经验，在全团选拔3名优秀司务长到会议上做后勤保障工作。张政委亲自点名让我当会议主副食品仓库保管员。我尽职尽责地把这项工作做好，受到首长和同志们的好评。此时，我充分理解了张政委的一片苦心。

我在张政委的领导下工作了10年，那10年正是我人生起步、成长的关键阶段，老政委的言传身教、严格要求对我影响至深，一直校正着我前进的方向。他把学习工作当作最大的嗜好，此外没有别的爱好；他对人总是真诚坦率、无私相助，从不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这些对我影响很深，后来我逐步走上领导岗位，也在自觉不自觉地学着他的样子说话办事。

回首逝去的岁月，我常常为自己在当兵之初就遇到这样一位严师而感到幸运。我曾想，自己能够得到老政委的培养关爱，可能是个特例。然而没想到，后来见到许多老部队的战友，说起老政委的关怀，都能讲出一串生动的故事。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我想，这便是师者之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