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我读到一篇讲述某部移防的回忆文章。这勾起了我跟随父亲移防的童年记忆，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1968年10月，父亲所在部队奉命从贵州移防到云南。记得那是一个下午，父亲穿着军装亲自到幼儿园接我。老师问以后还来不来，父亲说不来了。而根据此前通知，父亲当时马上要前往北京接受表彰。父亲出发后不久，母亲就带着我和妹妹、弟弟同其他家属一起，在部队的组织下，乘坐闷罐火车前往云南蒙自。在车厢里，每家分到一块休息的地方，铺上垫子就可以睡觉，车上还为我们准备了饼干和开水。下火车后，母亲带着弟弟妹妹先行赶往新住房，我由战士叔叔随后送回。我到达住处下车后，就听到妹妹趴在窗户上兴奋地喊我：“哥，咱家在这儿！”

不久后，父亲从北京回到了云南。父亲回来的那天下午，营院门口两旁站满了欢迎的官兵。父亲胸前戴着一朵大红花，脸上喜气洋洋。我从小性格非常腼腆，只敢站在队伍的后面悄悄看着这场面。但妹妹胆子很大，她冲上去兴奋地拉住父亲的手，骄傲地跟着父亲从大家的欢呼声中穿过。到了晚上，父亲拿出了从北京带回来的各种包装式样的水果糖给我们，其中有一种包装像金鱼一样的软糖，最受我们青睐。

一年后，父亲所在部队又奉命移防至云南的另一个市。这次移防，我们乘坐的是解放牌汽车。一个车队有几十辆车，都编有车号，统一按顺序行进。父亲比我们这个车队先出发两天，我和母亲及弟弟妹妹随车队分别乘坐在不同的车上。当时，母亲临产，由一个女医生陪同，我和弟妹被托付给其他人照看。由于道路崎岖不平，汽车一路颠簸得非常厉害，驾驶员叔叔的头部总会撞到车顶。由于我每次上下颠簸像个皮球，和我坐同一个驾驶室的叔叔还笑着给我起了个“小皮球”的外号。我们到达后不久，小弟弟出生了。

后来的几年，随着父亲工作调动或者部队移防，我们全家又经历了两次搬家。我和妹妹弟弟们也或多或少有转学经历。尽管如此，我们的学习并没有落下。那段时间，为了帮助我们更好地接受教育，培养良好的品质，父亲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带我们学习。我印象最深的是父亲给我们念《高玉宝》。当时，父亲坐在床边念，我们就搬个小凳子坐在父亲周围认真地听。我们会对高玉宝当童工时就起早贪黑干活还挨打受饿的经历深感痛心，也会对周扒皮搞“半夜鸡叫”，让长工们早起干活的丑恶行为表示愤恨。还有一段时间，父亲让我每天晚上到他的宿舍练习毛笔字。有一天晚上，父亲不在宿舍，我听说大礼堂有宣传队在排练节目，字也没写就偷偷看节目去了。等我回家后，父亲训了我几句，还打了我屁股一巴掌。父亲此前从来没有打过我，或许当时是因工作原因心情不太好，也或许是嫌我太贪玩，不理解他的良苦用心。

1974年，父亲不幸因公殉职。第二年，母亲带着我们4个孩子离开部队，搬回河南老家，我们的部队营院生活结束了。后来，我也参军了，一直在部队工作到退休。多少年来，那些儿时在军营生活的点滴记忆，特别是那些有关移防的记忆，带着父亲的温度和军旅的气息，至今仍然在我心中挥之不去。我永远感恩怀念我的父亲，感恩部队营院给予我的童年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