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挥方式是制约指挥效能的关键因素。任务式指挥作为一种指挥方式，最早发端于普鲁士的军事思想，源于德军“任务战术”这一概念，其后被美军借鉴发展。实际上，我军也有类似的指挥理念，并在革命战争年代大放异彩。战争实践和指挥理论说明，不管是指挥手段相对落后的过去，还是指挥手段高度发达的现在，任务式指挥对作战指挥理论与实践都具有指导意义。

纵览我军指挥理论，虽没有任务式指挥概念，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坚持集中指挥与分散指挥相结合的指挥方式，成功指挥了400多次规模不同的战役行动，反映了老一辈革命家指挥方式运用的高超艺术，暗含着任务式指挥的科学理念。战役指挥实践中，对于凡属战役统一指挥机构的组成、主要作战方向和首战目标的选择、兵力使用和行动时间的确定、各个战场间的协同配合等重大问题，均由中央军委总揽；对战役中打什么目标、什么时间打、如何打等问题，由战役指挥员确定，报中央军委备案。这与任务式指挥“示以任务而不示以手段”、充分发挥一线指挥员主动性的理念是一致的。但也应看到，与外军相比，我军指挥实践中具有鲜明的自身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我军更加注重上下交互、科学决策。我军的指挥活动，其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民主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统一指挥，反映在作战实践中，就是在定下战役决心之前，上下级之间不断交换意见，整体呈现出一个由下而上、由上而下的反复酝酿过程，增强了指挥决策的科学性，利于统一思想认识，调动各级积极性。这与外军建立在自由基础上的上级绝对决策权是不同的。

二是我军更加注重分散实施、重点指导。我军指挥实践中，在上级充分授权的同时，还强调对战役关键枢纽、关键时节、关键阶段等一些关系全局的敏感问题实施重点指导。比如平津战役中，东北野战军包围唐山是关系到我军能否抑留平津塘之敌的关键，所以毛泽东明令东北野战军指挥员“须等候我们最后命令”方能行动。这与外军任务式指挥中限定作战条件、充分享有行动自由权等观点也是不同的。

三是我军更加注重立足实际、灵活运用。从我军发展历程看，在红军时期，我军力量弱小，而且被分割在互不相连的几个根据地，加之通信手段落后，中央军委主要以分散指挥为主实施指挥。解放战争时期，随着我军成长壮大特别是指挥手段的改善，我军的作战实践中更多地强调集中指挥、分散实施、重点指导，尤其是在战争转入战略进攻阶段以后，仅对野战军一些较小规模的作战行动实施分散指挥。从战役发展进程看，在作战准备阶段，对作战力量使用更多地强调进行统一筹划、集中决策；在作战实施后，通常实行集中指挥与分散指挥相结合，有时甚至以分散指挥为主。

四是我军更加强调处理好集中与分散的辩证关系。我军老一辈军事家在坚持集中统一指挥的同时，非常注重赋予一线指挥员行动决策权。毛泽东曾指出“一般的方针集中于上级；具体的行动按照具体情况实施之，下级有独立自主之权”，并强调“军队在作战时和情况需要时，首长有临机处置之权”。朱德也认为，“服从命令与机断专行这两件事是不冲突的”。刘伯承曾要求，“各级首长在一个机动战役意图之下，必须因势利导，机断行事，努力达到歼敌任务”。翻阅我军战争年代文电，“临机处置”“不必请示”的批复随处可见，比如淮海战役中，在战役计划已定、部队按预定计划准备发起攻击时，毛泽东电示战役指挥员：非有特别重大变化，不要改变计划，愈坚决愈能胜利，“在此方针下，由你们机断行事，不要事事请示”。

任务式指挥的本质内涵是根据任务式命令和上级授权，各级指挥员在上级指挥员统一的作战意图范围内发挥其积极主动精神，分散实施军事行动，体现了集权与分权的结合、指挥艺术和控制科学的交融。其本质要义是指挥权的下放，以最大限度发挥各级指挥员的主观能动性，适应各种战场复杂情况，便于指挥员临机决策，抓住稍纵即逝的战机。任务式指挥反映了复杂战争运动的内在要求、统分结合的指挥规律、人在战争中的主导作用、指挥手段运用的辩证认识等。

面向未来，我们必须在深刻理解作战规律、深入分析作战特征、科学总结作战经验的基础上创新发展联合作战指挥理论，树立统分结合、收放相济的指挥理念。联合作战指挥中，要改变过去分层决断、各负其责的刚性权限行使方式，根据战场情况适时收放指挥权限，做到柔性耦合、恰当自如。对联合作战关键力量和关键作战行动，指挥员必须牢牢把握指挥控制权，不仅要示其任务，还要示其手段，甚至还要实时发出细节性指令调控其行动，进行直达型命令式指挥。当战场条件限制了指挥员实施及时、可对作战行动产生直接影响的能力时，上级指挥员要敢于大胆放权，仅给下级明确任务，不干涉下级所采用的方法和手段，必要时甚至还可以彻底放权，实施完全的委托式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