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8月5日，孙犁先生为即将付梓的《孙犁文集》写了一篇自序。当时他已年近七旬，在总结自己的文学生涯时，他写道：“我回避我没有参加过的事情，例如实地作战。”

孙犁早年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经历过枪林弹雨的洗礼，有过日寇子弹擦耳飞过的险境，也曾一度怀揣手榴弹随时准备与敌同归于尽……但是，老作家也坦承，自己虽然曾被批准佩枪，却从未放过一枪。他一辈子的“武器”，始终是他的那支笔，他是名副其实的以笔为枪的“战士”。

然而，这位以笔为枪的“战士”，在其漫长的文学生涯中，确有相当一段时间是以战地记者的身份，活跃在晋察冀边区的抗战前线；也曾以一名作家的文笔记录过解放战争的实况，其所完成的同样是战地记者的使命。只不过，他后来写下的那些行云流水般的美文，如《荷花淀》《芦花荡》……都太有名、太出色了，几十年来一直被读者所喜爱，正所谓“香远益清”，历久弥新，以至于遮盖了他笔下的金戈铁马和战火硝烟。

显然，这并不是孙犁先生本人所愿意看到的。同样是在《孙犁文集》自序中，他写下这样一段话：“现在证明，不管经过多少风雨，多少关山，这些作品，以原有的姿容，以完整的队列，顺利地通过了几十年历史的严峻检阅。我不轻视早期的作品，我常常以为，早年的作品，青春的力量火炽，晚年是写不出来的。”

在纪念孙犁先生逝世20周年之际，我重温他早期的作品，依旧像几十年前初读这些作品时那样被深深感动。充盈在字里行间的那股雄健之气，其笔力之粗豪、格调之激越、情感之浓烈、语言之铿锵，都与他的其他文体创作截然不同。这种充溢着勃勃生机的青春印痕，恰好向我们展示了孙犁作品的另一个重要侧面：原来在他那阴柔、婉约的典型风格背后，一直潜藏着阳刚的、激越的、勇武的精神底蕴。原来在孙犁那里，阴柔以阳刚为支点，阳刚亦托举着阴柔之力度。

在孙犁早期的战地文学中，较有代表性的有《冬天，战斗的外围》《游击区生活一星期》，以及《光复唐官屯之战》等篇章。

《冬天，战斗的外围》写于1940年冬。当时日寇对冀中平原进行了疯狂的大扫荡，边区军民奋起反击。在这血与火的战斗中，孙犁作为晋察冀通讯社的记者，深入到残酷战斗的第一线，实地采访，以笔为枪，和边区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他的豪情凝聚笔端，对英雄的赞颂、对敌人的仇恨，一齐化为奔腾的潮水宣泄而出，构成了这篇作品高亢奋发、雄浑激越的主旋律。

在文章的第一节，作家以亲身见闻粗线条地勾勒了我军战斗准备的镇定沉着和有条不紊。他写道：“我的战斗任务是记录。”接着，他采撷了一个个目击式的现场镜头——

“在一个陡峭的山顶上遇到一个熟人，他用年轻的热力握紧我的手说：‘反扫荡开始啦！’兴奋盖罩着他的声音和颜面。我第一笔记录的是人民对战斗是奔赴，是准备妥当，是激烈的感情。”

这些描写，没有夸张的言辞，只有简洁的叙述，一个个场面和过程，在记者眼前掠过，他敏锐地捕捉并记录下来，构成了一幅幅真实的军民战斗图景。

接着，他写了夜间哨兵刺刀上的寒光，写了战斗一天、此刻正席地而眠的战士，写了清晨到达前敌司令部采访年轻的军分区政委……好似一组不间断的长镜头，摄录下从后方到前线的所见所闻，带着读者身临其境，抵近体验战场的紧张气氛。

从这些描绘中，我们也不难感受到作者此刻内心翻腾着的“激烈的感情”。当他写到人民在日寇的洗劫面前所表现出的怒火和愤恨时，那“激烈的感情”也随之变得更为浓烈了。这里所有的，是一个战地记者的见闻实录，是一个以笔为枪的“战士”压抑不住的呐喊，是一个画家泼墨重彩、线条粗犷的战地速写。

在这篇作品中，既有浓墨重彩的大笔勾勒，也有几处画龙点睛的细节描绘。尤其感人的是，作者以浓重的笔墨刻画了一位年轻区长的形象——

“一天夜里，敌人向他们的方向来了。他在暗淡的灯光下集合了区干部讲话。他直直地挺立着，右手插进黑色棉袄口袋里，垂下眼皮说：‘……假如不幸，被敌人捕去，谁也不许透露点儿消息，死就好了……你要知道……’声音低沉，然而有如洪钟震荡。在那样的寒夜里，一群干部答应着出去工作了。”

作者不愧是白描的高手，他在这里只抓住了年轻区长讲话时的一个动作（右手插进棉袄口袋里）和一个神情（垂下眼皮），并描摹其声调，摄取一斑，得窥全豹，将一个视死如归的青年干部形象传神地展现于读者面前。

孙犁先生在时隔几十年后，曾忆及当年写作这篇作品的情形，他写道：“我和曼晴都在边区文协工作，出来打游击，每人只发两枚手榴弹。我们的武器就是笔，和手榴弹一同挂在腰上的，还有一瓶蓝墨水。我们都负有给报社写战斗通讯的任务。”

《冬天，战斗的外围》写的是1940年11月的战事，而《晋察冀日报》12月24日便已开始连载，当时反“扫荡”尚在继续。以这样快的速度采写出这篇战地通讯，不要说在艰苦的战争环境，即便在今天也是非常不易的。读其文而思其人，我们可以想见当年这位战地记者是以怎样的激情奋笔疾书、笔卷狂澜的。

1986年11月24日上午，在孙老位于天津静园的家里，我约请孙犁先生做了一次专题访谈。

我谈起重读先生早期作品的感受，觉得那些文字中洋溢着一股青春的激情。孙犁先生说道：“我总是对喜欢我的作品的青年同志讲，你们去读一读我年轻时的文章。那时的东西虽然有些幼稚，但是很有激情。我现在重读那些东西，还常常被感动，那里边有一种让人振奋的东西。”

说着，老作家似乎陷入了沉思。停了一阵儿，才继续说道：“我当时还写过一些比较短小的文章，比如那篇《王凤岗坑杀抗属》，只有一千字。你说是新闻也好，说是报告文学也好，我写的时候根本没想过是什么体裁。”

我从孙老处回来，立即找到这篇《王凤岗坑杀抗属》。敌人血腥的暴行激起了作家不可遏制的义愤，他愤然写道： “如果大清河两岸长大的青年战士们听到这个消息，我想他们不会啼哭，枪要永远背在肩上，枪要永远拿在手里。更残酷的敌人来了，新的仇恨已经用亲人的血液写在大地上，而他们有弟弟吗？有拿起枪来的侄儿们吗？死者的子弟们！能想象父母、妻子、姐妹临死前对你们的无声的嘱告吗？”

这一连串激扬跌宕的反问，像熔岩喷发，势不可当。我们都知道孙犁是崇尚含蓄的，行文也力求平稳而有韵律和节奏。然而在这里，怒火和悲愤冲决了理智的闸门，感情的大潮喷涌而出，化成了这些音节急促的反问，似怒吼，似狂啸，似长歌当哭。正是这一腔男儿热血所鼓荡起的悲壮情怀，使这篇短文成为孙犁作品中罕见的“激扬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