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和平解放前后，我是第十八军政治部文工团的一个文艺兵。1951年5月下旬，我们正在为抢修甘孜机场的指战员演出，无线电波传来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喜讯。为了执行协议，及早进军拉萨，我们立即着手行军和进藏演出的各种准备。大家一面排练进军途中的鼓动节目，一面加紧学习编排藏族歌舞，营房内外歌声阵阵，锣鼓喧天，满是欢乐和忙碌的景象。

1951年7月1日，我们文工团和军直机关一道从甘孜出发，向西藏进军。徒步行军，很是艰辛，但大家一路走、一路唱，歌声不断，笑声朗朗。每逢爬山、过河，大家格外爱唱那支歌：“谁是英雄汉？谁是软鸡蛋？不是吹牛皮，嗨！同志们战场见！”

一路上，部队前进到哪里，我们就紧紧跟随到哪里；战士们什么时候想看戏，我们就尽一切力量去演出。有时我们还要赶到部队前面，放下行装再走一段回头路，设立临时鼓动棚；在半山腰敲响欢快的锣鼓，给正在爬山的部队鼓劲加油；在山顶挥舞彩绸、扭起秧歌，慰问辛劳的战友。我们还有节奏地打着竹板，跟在行进中的战士们身边，因人制宜地编上一段顺口溜。看到扛机枪的同志，就说：“这个同志不简单，扛着机枪登高山！”过来一个涉水的战士，又说：“苦不怕、累不怕，庆功会上戴红花。”战士们看了我们的演出，脚下生风，雄赳赳、气昂昂地迎着艰险前进。

我们到了昌都、丁青等比较大的城镇，就挑起汽灯，挂上幕布，给群众唱歌、跳舞、演戏，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在丁青领粮时，一群好奇的孩子向我们这些女兵围来，我们就教他们唱歌。我们走出很远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的歌声还在那里回荡。

行军生活是紧张而有秩序的。每到宿营地，各分队的同志都按照事先分工，分别卸驮子、放马、搭帐篷、打柴、割草，各项工作井井有条。我们完全是一个团结友爱的战斗集体。每个分队只有一只小帆布桶，大家洗脸洗脚都用它，也没有谁嫌脏。为了多背公共的东西，我们每人只有一条薄被子，夜间多是两人“打通腿”，被子就可以垫一床、盖一床。

从甘孜出发，团部交下来一项雷打不动的任务，要求大家把几十根4米来长的竹子旗杆扛到拉萨，供部队抵达拉萨举行入城式时挑彩旗用。戏剧队的尹学仁同志身高肩宽，体壮力强，分扛了两根。

离开甘孜10天左右，尹学仁同志生了病，但他隐瞒着病情，顽强坚持着。7月17日，要翻达马拉山了。翻过大山，就是重镇昌都。尹学仁紧紧背包带和腰鼓带，扛上旗杆，照常行进在队伍中间。渐渐地，他不大那么有精神了，大口地喘着气，艰难地一步步攀登。分队其他同志赶忙来帮忙。一过山顶，尹学仁虚弱得两腿颤抖，一口接一口地吐着淡红色的血水。即使到了这种地步，他也不愿把自己身上的腰鼓和旗杆放下来……就在到达昌都的当夜，尹学仁同志带着满身风尘与我们永别了。我们噙着眼泪，用他和同志们扛的旗杆，扯起幕布为他搭了灵棚，给他穿上准备到拉萨入城时穿的呢子军服，沉痛地把他安葬在澜沧江畔。

在昌都经过1个多月的休整和评功选模后，我们于8月28日继续向拉萨进发。同志们扛起尹学仁扛过的旗杆，继续向西挺进。过了丁青以后，部队渐渐缺粮了，道路也更加崎岖，大家的体质明显下降。一天，军乐队的张国藩同志病得连马也不能骑了。在那连做筷子的木棍都找不到的荒山上，大家只好用旗杆临时绑个担架，轮流抬着他走。舞蹈队的邓群阶同志也热心地去抬担架。但大家当时都不知道他也在病中。走着走着，他突然口吐鲜血，跌坐在山路上。这天晚上，张国藩同志离开了我们；第二天夜间，邓群阶同志也与世长辞了。我们在荒山脚下、无名河畔，用双手搬开石块，掘开冻土，安葬了他们。

10月26日，部队进抵拉萨。举行隆重的入城式时，我们在队伍前面高举40面彩旗，打着整齐的腰鼓，行进在拉萨的街道上。我抬头看看迎风招展的旗帜，好像见到了尹学仁高大的身影；听着高亢的军乐，似乎听到了张国藩吹奏的悠扬笛音；踏着胜利的鼓点，好似看到了邓群阶优美的舞姿。在这胜利的时刻，我们多么想念在进藏途中献出年轻生命的战友啊！

（本文摘编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解放战争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