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5周年。从战争年代到和平岁月，一代代官兵前赴后继、接续奋斗，参与并见证了人民军队阔步前行的辉煌历史。临近“八一”，我们邀请3位老兵代表，聆听他们赤诚报国的军旅故事，感受他们薪火相传的家国情怀。尽管年龄差距很大，但他们的热血一样滚烫；尽管军旅经历各异，但他们的本色一样鲜亮。当一代代老兵故事串珠成线，当一篇篇“老兵新传”续写荣光，人民军队血脉永续的蓬勃力量，跃然纸上。

——编 者

“七一勋章”获得者、新四军老战士、著名作曲家吕其明——

谱写一生的“红旗颂”

新四军老战士，烈士后代，作曲家……年过九旬，我这一生有很多身份。这些身份，都源于我人生的起点——一名战士。

1930年出生的我，10岁就参加了新四军。我的父亲吕惠生带着全家参加革命，把我送进新四军第二师抗敌剧团，成为一名文艺战士。

钢枪伴琴弦，硝烟卷歌声。战地课堂就像一座没有围墙的学校，既熔铸了我的灵魂、意志，也赋予我血与火、爱与恨的才思。唱歌、演戏、教歌、行军、打仗、宣传鼓动，战火的洗礼和艰苦生活的磨炼，把我一颗稚嫩又火热的心与伟大的革命事业交融在一起。

1945年9月，在老乡家昏暗的油灯下，我和另外两名同志一起宣誓入党。举起右拳那一刻，我心潮起伏，决心要把一切献给党，包括献出自己的生命。

然而，就在那个月，父亲在一次转移中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两个月后，他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走向刑场，以生命最后一滴血，在红旗上写下对党的忠诚。后来的战斗中，和我一起宣誓入党的两名同志也牺牲了。

从战争年代走来，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幸存者。父亲和无数战友的奋斗牺牲，给我留下巨大的精神财富，在我心灵深处耸立起一座信念的丰碑。在我后来的音乐创作中，许多作品都是对这座丰碑的礼赞和歌颂。

新中国成立后，我转业来到上海电影制片厂。1956年，导演赵明邀约我为电影《铁道游击队》作曲。我很快为电影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谱了曲。战争年代，我见过很多游击队员，他们穿着便衣，身上挂着子弹袋，头上扎条白毛巾，手里拿着套筒枪或大刀，作战非常英勇。他们的形象使我难忘，为我提供了创作源泉。怀着对游击队员的朴素情感，旋律自然而然从笔下奔涌出来，整首歌曲一气呵成。

有朋友问我，60多年前谱写的歌曲，为什么至今还在传唱？因为这个作品来源于生活，扎根人民、扎根群众。可以说，没有我在战争年代的战斗经历和红旗下的不断成长，就不会有《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也不会有后来的《红旗颂》。

管弦乐序曲《红旗颂》，是1965年“上海之春”音乐会的一篇“命题作文”，最初版本是我用7天时间创作出来的。接受这个任务时，我心情非常激动。《红旗颂》怎么写、写什么，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我思考良久，觉得要形成一个历史与现实、理智与情感的碰撞，在中间找到一个切入点。

峥嵘岁月里一些生动的画面，很快浮现在我的脑海中。那是一幅战士们高举红旗冲锋，一个倒下了，另一个继续扛起红旗冲上阵地的画面；那是一幅新中国成立时，天安门广场上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画面；那是一幅参加国庆大游行，群众手挽手高呼口号、热泪盈眶的画面……我难以抑制内心喷薄而出的情感，最终将“红旗”锁定在开国大典上升起的那面五星红旗，饱含热泪写下第一个音符。

《红旗颂》首演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其间，我一直觉得自己当初功力尚浅，没有达到一锤定音的效果。后来，我反复推敲、修改，不断将新感受、新认知融入作品，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时，才最终定稿。能够将自己的人生经历融进共和国辉煌的70年并写成歌曲，我非常骄傲。我把自己认为最完整、最完美的《红旗颂》献给了祖国。

从10岁到19岁，我是在军营度过的，是部队培养了我。离休后，我就想一定要为部队做些什么。为部队写歌！我行程万里，跑遍祖国大江南北，为海、陆、空各军种的一些部队写了近30首歌曲，受到官兵们的喜爱。每次到部队去，大家都热情欢迎我，把我当亲人一样接待。这让我很感动，觉得像是回到了“娘家”。

这些年为部队写歌，我没拿过一分钱稿费。《红旗颂》在许多重要场合演奏，有人建议我收版权费，我也没有同意。我是新四军小战士出身，党和人民把我养大，我应该把作品无条件地奉献给党和人民。只要大家喜欢我的音乐，愿意演奏、传唱我的作品，就是我最开心、最快乐的事情。

作为一名老战士，宣传党的光辉历史、弘扬人民军队优良传统和作风，我同样义不容辞。1980年，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成立，致力于宣扬新四军历史，传承新四军精神。我第一批加入研究会，经常参加各项活动，结合自身革命经历给青年人讲述创作背后的故事。

去年，研究会40余位年逾百岁的新四军老战士给习主席写信，汇报了离休后积极参加党史宣传教育工作的情况，习主席给大家回了信。得知这一消息，我格外激动，十分感谢习主席对我们老战士的牵挂和厚爱。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5周年。我当兵的时候，部队还是“小米加步枪”，如今部队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武器装备现代化水平越来越高。我相信在党的领导下，在全军官兵的努力下，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人民军队一定能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未来，我还要以“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的精神状态，继续用我的笔，歌颂党和人民，歌颂人民军队，歌颂伟大的红旗。

（整理：张培瑶、卢旭东）

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浙江玉环体育教师叶海辉——

一心育苗的“兵教师”

这些年，在时代提供的奋斗舞台上，我获得不少荣誉。其中，最让我珍视的有两项：2019年获评浙江省“最美退役军人”；2021年入选全国教书育人楷模。这些荣誉的取得，都与我年少时的梦想紧密相关。

我的家乡浙江省玉环市是一个偏僻的海岛。我从小热爱体育运动，但岛上条件有限，既没有专业运动场地，也没有专职体育老师。没有田径场，我和小伙伴们就在山地海边追逐奔跑；没有体育器材，我们就把旧门板拆下来当乒乓球台，找来木板锯成球拍。条件虽然简陋，我们依然尽情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

因为没有体育老师的指导，我和小伙伴有时会在运动中受伤。我常常想，如果有专业体育老师指导我们，那该有多好。高考时，我填报了浙江师范大学体育教育专业，却遗憾地因1分之差失之交臂。正当我为高考失利沮丧时，村里张贴的征兵标语，点燃我的斗志。“好男儿就要去当兵”，我想那就去军营闯荡磨砺一番，既可以保家卫国，又可以接受专业军事训练。

入伍后，我所在的坦克连是团里的标杆连。初到连队第一天，连长就告诉我们：“在标杆连，就要当标杆。从优秀连队出来的兵，必须是优秀的兵。”我下定决心，不管吃多少苦、受多少累、下多少功夫，一定要成为“标杆”，续写标杆连的荣耀。

当兵3年，我入了党，当上坦克车长，还利用业余时间完成浙江师范大学体育教育专业函授课程。军旅生涯带给我最大的收获，是为我打下吃苦耐劳、顽强拼搏的人生底色，激励我在未来人生赛道上奋勇争先。

1995年退役后，我回到生我养我的海岛，成为一名初中体育教师。那时，海岛条件依然艰苦，学校的操场是黄泥地，体育教学器材也很少。

我用旧报纸、透明胶带为孩子们自制“纸球”，又利用就便材料制作实心球、地滚球、软式飞盘等体育器材，满足学生上课需求。从事体育教学27年来，我设计制作的体育器材已达80余种，其中8项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学生们叫我“魔术师”，同事们夸我“有办法”。

其实，我的这些“办法”，都源自部队生活的积累。在军营里，我掌握了很多技能，从养猪种菜、洗衣做饭，到烧炭制砖、砌墙盖房，再到武器保养、机械维修，样样在行。正是在部队的历练，让我在面对各种不利条件时不退缩、不发怵。

2011年，我注意到一则为山区学校招募支教教师的信息。看到图片上孩子们渴求的眼神，我决心发挥专业特长帮助他们。取得学校支持后，我带着一大箱体育器材，跋涉900多公里来到湖南浏阳荷花建新小学，一所群山环抱的学校。

学校运动场上没有像样的器材，我自掏腰包买来油漆和刷子，在水泥地上画出羽毛球场和“跳房子格”；大课间没有组织集体活动，我根据运动场地特点，为学生量身打造“上山打兔子”等活动。看到孩子们快乐运动的身影，我内心充满幸福。

这些年，我先后前往湖南、江西、西藏、青海等地支教。有人说我支教“上了瘾”。其实，谁不渴望安逸的生活？我只是放不下那些可爱的孩子。

我当兵时就爱“折腾”，有股子“钻”劲儿。当体育教师这些年，这个习惯一点儿没改。2004年以来，我一直从事体育器材开发课题研究，第一个课题做了8年，2012年获省教学成果一等奖。如今又过了10年，这个领域的课题我还在钻研，计划把这些年的教学和研究成果结集成书，为新时代体育教学事业作出贡献。

部队教会我“干一行爱一行”，如今我是“爱一行干一行”。既然选择成为“兵教师”，我就把这一行做到最好，在人生另一个战场带好“兵”。

（整理：蒋慧君、卢旭东、刘策）

图①：吕其明在家中接受采访时哼唱《新四军军歌》。新华社发

图②：叶海辉和学生们在一起。

受访者供图

图③：周晓辉在工作室讨论设计军旅文创产品。蓝 青摄

题图为资料照片

本版制图：扈 硕

“全国模范退役军人”、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周晓辉——

放歌青春的“哨位君”

4月25日，习主席考察调研中国人民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我很荣幸作为学生代表汇报了自己求学、从军以及退役后创办“一号哨位”微信公众号的经历和感悟。

座谈会现场，习主席希望全国广大青年牢记党的教诲，立志民族复兴，不负韶华，不负时代，不负人民，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争取跑出当代青年的最好成绩。我想，作为青年退役军人，我们生逢盛世，应当以青春之勇担起时代重任，以退役不褪色的军人本色唱响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一号哨位”这首“歌”，从2012年4月18日，我当兵的第128天唱起。那天，我站了军旅生涯中的第一班岗，位置在营区的一号哨位。

多年以后，我依然记得那两个小时的站立：从零点到凌晨两点，东北某个营区里，几盏路灯发出微弱的光。借着灯光，我机警地搜寻一切可疑情况。半个小时过去，哨位一切正常。我的腿有些僵硬，脚底板也开始麻木，不由自主胡思乱想起来。想家，想外面的世界，想过去和未来；想着下一班岗谁来接替，交接岗时如何询问口令……夜幕如盖，群星沉寂，驰骋的思维冲撞着静止的身体。

我意识到，从脚下这个哨位存在那天起，每时每刻都有人为它站岗。无数个哨位连接起无数座营盘，我们的青春也在一个个哨位上激荡。在沙场、在高原、在丛林、在海岛，有人守卫着祥和，有人警惕着入侵，有人枕戈待旦观察着蛛丝马迹，有人无畏无悔地献出生命。在明亮的早春，在暗寂的寒冬，哨位滋养着军人正直宽广的心灵，镌刻着他们信仰和精神的高度。

两年军旅生涯，我一共站了578个小时的夜岗。2013年11月25日零点，我与战友交接完最后一班岗，迎来与军旅生涯说再见的时刻。然而，和许多老兵一样，我永远无法割舍那个哨位，那个让我魂牵梦萦的地方。

退役后，许多老兵会给自己的军旅生涯画一道“延长线”，指引自己走向未来。我以为，在这条“延长线”上，或许可以换一种方式继续“站岗”。

2013年11月25日，我坐上开往北京的列车，返回母校中国人民大学。从士兵变回学生，从哨位回到课堂。那时，正是移动社交媒体快速发展时期，微信聊天和朋友圈成为最新潮的社交方式，微信公众平台正在开掘互动功能——一个全新的世界在社交平台上孕育。

新平台需要好故事，好故事也在寻找新平台。我想，也许我能以此为突破口，把自己所学的新闻传播专业和军旅经历结合起来，在互联网上打造一个讲述军旅故事的窗口。这个窗口将告诉更多的年轻人，青春不只有诗和远方，还有家国与边关。

经过简单的筹备和策划，2014年8月31日，微信公众号“一号哨位”诞生。我给它取名“一号哨位”，因为这是军营的大门哨，也是我第一次站岗的地方。无论我们进入军营还是离开军营，都必经一号哨位。这里，是军营内外的“连接点”，寄托着军人与退役军人共同的军旅情怀。心系军营的群体通过“一号哨位”沟通、对话，我也得以用退役军人的身份，继续在互联网上“站岗放哨”。

写下这些感悟时，是我在“一号哨位”站岗的第2862天。在教室里，在图书馆里，在回家的火车上，在所有的假期，在每一个点灯熬油的夜晚，点点滴滴、日复一日的坚持，至今已近8年。“一号哨位”的关注者从0到1万、10万、100万，再到现在全网关注者超过1000万，涓滴情怀汇成了河。

前些日子是军校毕业季，有一位好几年不联系的朋友，突然给我发来消息。他说：“哨位君，我今年军校毕业了。我高中毕业后参军时就开始关注‘一号哨位’，它陪我走过很多难熬的日子，激励我在2018年考上军校。如今，我要回老部队了，我会继续在自己的‘哨位’上，站好每一班岗。”

这些年，“一号哨位”陪伴了很多人，温暖了很多人，也帮助了很多人。最令我高兴的是，很多青年通过“一号哨位”了解军营、了解军人，进而走进军营、扎根军营。

当两年军旅生涯化作一场青春的远征，我相信“一号哨位”上的青春之歌会越唱越响，也相信人民军队的未来会越来越好。

此刻，我心中充满向前奔跑的力量——

愿我们心境澄明，心力茁壮；

愿我们青春壮盛，勇毅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