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场客观实际出发，还是从主观愿望出发，是设计战争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事关战争准备成效和战争胜负。纵观我军战史，正是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立足客观实际，主动设计战争、创新战略战术，才使我军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未来战争形势错综复杂、变幻莫测，我们必须搞透自己、对手和未来战场环境的客观实际，方能制定出高明的战争设计、胜敌一筹的战略战术。

吃透我情，基于能力设计战争。构想战争、设计战略战术必须把基点建立在自身现有或可能拥有的技术与力量基础上，防止盲目攀高，否则就成为“空中楼阁”“无本之木”。我军胜战史上许多战略战术不仅切实可行，而且独具一格，胜利的关键正是因为能立足客观实际，着眼我军现实情况而定。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根据我军兵力少、装备差，敌我军力对比悬殊的现实条件，红军摒弃大兵团正规作战、打阵地战的原则，确立与运用带游击性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战略战术，打破了国民党军的四次“围剿”。因此，设计战争开发战争构想时，既不能从兵书里照搬照抄，也不能从外军那直接“拿来”；既不能消极等靠，也不能主观臆想凭空捏造，必须依据我军客观实际，如战备训练、武器装备等，弄清自身作战能力长短优劣，着眼发挥自身武器装备、作战力量最佳效能和整体作战能力，着眼运用现有作战要素和作战系统形成相互支援、相互配合、相互增强的效能，坚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注重发挥我军武器装备长处、瞄准强敌弱点，以我之长击敌之短，以此确定战争样式、择优组织作战方式方法，方能克敌制胜。

吃透敌情，有的放矢设计战争。战争史上，从来没有一套适合所有作战对手的战法，任何战法都是针对特定的作战对象。正如孙子兵法所云：“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在我军丰富的战争实践中，许多战法设计都是随着作战对手的变化而变化的，而不是面对新的作战对象时机械地套用过去的战法。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面对重兵压境的“围剿”之敌，我军主要是诱敌深入，聚而歼之；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气焰嚣张的日军，我军主要是以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实施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为主；解放战争初期，面对悍然发动全面内战的国民党军，我军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的大规模运动战为主；抗美援朝战争时期，面对“武装到牙齿”的美军，我军采取“零敲牛皮糖”战术，大量消耗敌人。设计未来战争，料敌而动的战法设计才具有生命力。应始终着眼作战对手实际，因敌而设、因敌而变，在对作战对手作战思想、作战原则、兵力规模、武器装备精准掌握的基础上，针对不同作战对手的特点制定针对性措施，利而诱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尤其是要针对作战对手的强中之弱、优中之劣，找准突破口，有的放矢地创新战争样式与战法，才能增强战争设计的针对性。

吃透地情，因地制宜设计战争。任何战争都是在特定环境中爆发的，只有把战争所处的战略环境、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信息环境搞透，才能在战争设计时趋利避害。我军战争设计历来强调“在哪山唱哪山歌”，什么地形环境打什么仗。抗日战争期间，我军针对华北平原地形，采取了平原游击战形式，创造了“地道战”等战术战法；针对晋察冀的山地地形，采取了以伏击为主的山地游击战。解放战争期间，我军针对旷野和山地地形运用运动战形式，创造了“耍龙灯战术”“蘑菇战术”等。抗美援朝战争第二阶段，我军针对朝鲜北部多山的地理特点，采用阵地防御样式，创造了山地坑道战战术。因此，设计战争，必须充分考虑特定战场环境因素，既要搞清地理环境，又要搞清社会环境、信息环境；既要搞清有形战场环境，还要搞清无形战场环境。综合考量时空、自然环境、电磁环境、信息环境、社会因素、认知领域等对指挥、通信、机动、打击、防护、保障等方面的影响，最大化利用各类环境对我作战有利的方面，规避其对武器装备、作战行动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趋利避害，使战争设计中的战略战术因地制宜，发挥出应有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