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随着新兴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西方国家深陷多重困境而发展疲态尽显，全球经济重心和影响力中心快速东移，力量对比东升西降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显著变化

伴随着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全球力量对比变化正从经济领域向其他领域延伸，呈现出多元覆盖、多点推进的新态势。

全球经济版图重画。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算，过去40年间，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全球占比从24%增加到2021年的超过40%。按市场汇率换算，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过去20年来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高达80%，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国际政治格局日趋均衡。世界走向多极化的步伐加快，在力量对比上，新兴国家群体与西方国家的力量差距缩小的速度不断加快。在影响力对比上，西方国家虽然依旧是全球秩序的主导者，但影响力的绝对优势已不断减弱，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追求独立自主、联合自强的声音越来越高，一些地区组织在全球和地区事务上的发言权越来越大。

全球治理向东西方协商共治的方向演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暴露出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全球治理体系难以为继，二十国集团取代七国集团成为全球治理的新平台。此次新冠肺炎疫情表明，西方国家以“资本导向和个人主义”为价值追求的治理理念，难以有效应对大规模非传统安全问题。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应推动全球治理向东西方协商共治的方向发展。

现代化路径从一元走向多元。西方中心主义和西方文明优越论的根源，不仅源自西方国家强大的实力基础，更源自它们较早地探索出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道路。中国的和平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不仅在于使世界五分之一人口走向富裕，更在于这个过程中创造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于为人类建设更加美好社会提供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国际社会也从重点关注中国的成就，向关注中国成就取得的政治原因、制度秘诀转变。

新兴国家发展面临历史性机遇

新兴国家的快速发展，根本上源自全球化发展带来的技术扩散，以及由此带来的世界生产力分布的巨大变化。即将到来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则为新兴国家提供了新的历史性机遇。

面对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所有国家的技术储备并不充分，这为新兴国家提前布局战略技术发展提供了契机，也让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历史上首次处于同一个起跑线上。在人工智能等领域，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专利申请量最高的国家。

第四次工业革命将人类带入“数字时代”，大数据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关键生成要素。海量数据与巨大市场，恰恰是新兴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集体优势，两者较高的契合度为新兴国家发展提供了持久动力。比如，从2017年到2021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从27万亿元增长到超45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数字经济在整个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提升至39.8%，数字经济发展动能加速释放。总的来看，第四次工业革命将使人类生产力布局呈现全新面貌，新兴国家“东升”的步伐由此进一步加快。

“后西方世界”成为热门话题

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的同时，诸多西方国家则在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深陷多重困境，折射出“西降”态势有着内在的制度根源。当前，西方战略界正越来越多地讨论“后西方世界”的话题。

在政治领域，西方民主制度陷入困境。近年来，以英国脱欧等为标志的民粹主义运动的兴起，表明西方民主制度运转日渐失灵。有学者认为，美国政治已由“权力分割与制衡”变为“否决政治”。与此同时，西方国家贫富分化、社会撕裂日益严重。在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等国，最富裕的10%人群占有国民财富的60%，而最贫穷的50%人群占有的国民财富不到10%。在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中，民众喊出了“我们是99%”的口号。

在发展模式上，金融危机爆发意味着信奉市场至上的新自由主义的失效。从2008年至今，西方国家经济复苏缓慢而乏力，至今仍未形成新的发展共识。但是摧毁新自由主义主要成果——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政策，如单边主义、保守主义的声音却甚嚣尘上。美国不断滥发货币，联邦政府债务规模已突破30万亿美元大关，累积了严重的财政危机风险，也严重削弱了市场对美元的信心。

在治理模式上，美西方一些国家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抛弃“老弱病残”群体的行为，反映出其治理理念就是资本导向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从特定视野看，国家的存在其实就是伦理形态的外化，而西方国家的治理伦理连带其制度和能力都遭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质疑。全球范围内，盲目迷信西方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