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静温柔的夜里，祖屋后头的香樟树林氤氲在缥缈轻柔的雾气中，澄澈空明的月光如流水般静静倾泻。香樟树高大、挺拔，如剑戟般直刺天宇，就像夜雾弥漫中爷爷伟岸的身影。这些香樟树，全部由爷爷种植，像卫士一般拱立在大地上，守护着这一方的红土地。我用手抚摩着香樟树身上粗砺的疤结，呼吸着它们身上独有的清幽淡远的芬芳，心想：这是不是爷爷留在世上最后的痕迹？

在我小时候，爷爷常带着我在地里拔萝卜。萝卜拔出来后，在水塘里洗掉泥巴，爷爷双手一掰，我俩一人一段，吃得“嘎嘣嘎嘣”。有一次，爷爷一边吃，一边叹了口气，用右手大拇指和食指围成一个圈，说：“大豌豆知道吧？长征过雪山前，为了确保安全，蔡畅大姐非要我丢掉半袋大豌豆。我舍不得丢，还发脾气了。”我撇撇嘴，吐一口萝卜皮，说：“丢就丢了呗，您还发脾气！”爷爷瞪了我一眼，说：“你小孩子懂什么，过草地时没吃的，我们还洗马粪，把洗出的马儿没消化的小碎粒煮粥来吃，有的战友还煮皮鞋来吃呦。那时候，很多战友说倒下就倒下了……”

我最喜欢冬天的晚上，天寒地冻间，爷爷在堂屋的火炉里煨些红薯板栗，没一会儿满屋都是甜蜜的香味。这时，我会端个小板凳，坐在爷爷身边，给他递竹篾，看他手指翻飞地给村里人编米筛、簸箕、鱼篓子、竹匾、斗笠、筐子、竹篮……村里人实在，每次来拿爷爷编好的东西时，要么提一只鸡，要么炸一碗花馓子送来。爷爷也会让我拿一个簸箕，把喷香的炒花生、炒黄豆或者红薯条回送给村民。有时候，屋外十分寒冷，我不想出去，更舍不得送掉这些好吃的，爷爷就会告诉我：“我们在长征路上受过老百姓多少恩惠啊，睡了人家的门板，吃了人家的粮，发烧了，人家还给治。我有一口气，就得报恩。”

爷爷一直是个闲不下来的人，对家人的要求也非常严格。我妈妈刚嫁给爸爸时，周末只放一天半假期。她抽时间搭车回村里去看公婆时，爷爷对她说得最多的话就是：“在单位要主动找事做，多做事，心里才能踏实。”我五叔只要被爷爷看到白天躺在床上，总是免不了被爷爷教育。

家里的堂屋摆放着一口马蹄钟，是爷爷返乡后蔡畅奶奶寄给他的。蔡畅奶奶曾在信中叮嘱爷爷：“你是党员，一定要跟上时代步伐，不能掉队。”爷爷收到钟后，立刻把家人召集到一起，嘱咐大家不要忘本，警钟长鸣。

1958年，已担任领导职务的爷爷响应国家精兵简政政策回到老家。这个决定，连他的子女们都无法理解。

爷爷为什么要回乡做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呢？我想，是不是那些浮雕一般倒在雪山上、沼泽里的年轻身影灼痛了爷爷的眼；是不是那边跑步边睡觉的急行军，那腥风血雨的残酷战场震颤了爷爷的灵魂；是不是那些寒冷饥饿的经历，将吃苦和坚韧刻进他的骨血深处，让他只能在苦难中收获精神的平静；或许是因为历经过生死，让爷爷对人生看得无比豁达，觉得回归乡土的平凡才是世间最温暖的归宿。

爷爷最爱和我讲长征路上那些温暖的故事。蔡畅奶奶比爷爷小两岁。爷爷是她的警卫员，便以“大姐”称呼她。从小失去双亲的爷爷在李富春、蔡畅夫妻身上，第一次感受到家的温暖。红军离开遵义时，爷爷不小心发高烧。按照当时的规矩，伤病员需要留在当地治病休养，不能随部队行军。但是，蔡畅奶奶坚决要把爷爷带在身边。蔡畅奶奶当时身体也不好，她自己的骡子让给别的伤病员骑，还要爱人李富春让马给爷爷骑。爷爷发烧怕冷，李富春首长就把自己的毛衣脱下来给他穿。爷爷说，在行军路上，李富春等领导同志会一边步行，一边给战士们讲革命形势，在谈笑风生间鼓舞大家的士气。这些革命先辈的人格魅力，偕同党和红军的精神感召力，像暗夜中的火光，引领着爷爷和战友们前行。

长征结束后，李富春首长安排爷爷跟另一名同志带电台回南方。首长说：“本想留你吃餐饭，可又没有什么好菜，等老蔡从苏联回来，让她给你烧菜。”我爸爸退役参加工作后，爷爷带他去北京蔡畅奶奶家吃了这顿饭，这中间隔了三四十年的光阴。爸爸问爷爷为什么带他去北京，爷爷说：“你们这辈人没吃过苦，凡事想自己多。带你去看看大姐他们一家子怎么做事、怎么做人，你才知道以后怎么做兄长，怎么带着弟弟妹妹们做人做事。”饭后，爸爸和爷爷，一左一右搀扶着蔡畅奶奶，在大门口拍照留念。

对爷爷来说，长征在他的生命里留下了深刻烙印，他至死都念念不忘和战友们在苦难岁月中建立的真挚情谊。这份情谊的回响如此厚重，即使隔着绵远的时空距离，我依然能强烈地感受到。

后来，李富春首长亲自找到万安县委书记，托县委书记带十二斤棉花、几斤毛线给爷爷，指明毛线要织毛衣给小孩穿。原来，李富春首长一直牵挂着长征路上爷爷受过的冻。爷爷收到棉花，手都是抖的。用那些棉花做的棉被，他一直盖到离世那天。用那些毛线织的毛衣，孩子们长大后穿不了，爷爷就把它们收藏在樟木箱子里。

1898年的大年夜，是爷爷出生的日子，他的名字顺势被家人取为“年生”。他在穷苦中长大，追随革命队伍走上井冈山，走过长征，党给他取了新的名字——肖贤忠。我会一直记得他讲过的长征故事，记住他身上的这些品质：节俭勤劳、吃苦坚韧、知恩图报、无私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