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声、涧声、山禽声……皆声之至清，而读书声为最。”很多年后，我才从古人的描绘中发现，原来我在边疆军营里的那些懵懂的读书生涯，竟也拥有几分如此的风雅和韵致。

“知君关心两件事，世间苍生架上书。”诗里的浪漫令人仰慕，但对我这个当年驻守在云南边防山岳丛林的士兵而言，实在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说到当时我们最关心的事，莫过于环数、米数、秒数——射击、投弹、过障碍的成绩。

话虽这样说，但我和很多年轻人一样，揣着豪迈的英雄梦和浪漫的文学梦。可当时我能接触到的文学书籍实在是有限。

当兵半年后，连队有一次受领了一项在县城机关执勤的任务。是夜，我作为流动哨在大院里闲巡漫转，颇有点轻裘缓辔的感觉。路过一间锁着大门的房间，门楣上的牌子吸引了我——阅览室。门上残破的封条表明此处已封闭很久。我禁不住走了过去。轻轻一推，两扇由老式门扣锁住的门，居然出现了拳头大的门缝。借着月残星稀之光一看，一个书架倒在地上，架上书散落了一地。目测了一下，有几本距门约一米，只需将我当时扛着的枪上的刺刀打开，刚好就能够扒拉得到……

整个过程一气呵成，唯一的遗憾是无法选择书的内容。许多年后我一直在想，假如当时那本书恰巧是一本《电工手册》或《机械维修》之类的，我或许会成为一个技术娴熟的老师傅。但是，机缘偏偏让我撞上了文学……

回到住处，把掖在子弹带后面的书掏出来一看，我差点惊呼起来——哦哦，竟然是一本《青春之歌》。

撤回到营区已是第二天傍晚，我急不可耐地来到连队后山的小松林。这是一片山清水秀的去处，古人描述的种种清雅之声皆在耳畔。此刻，借着满天红霞翻开了书的我，完全陶醉在烽火岁月的青春之歌中，也领略到读书至妙处须放声吟诵的那种“不亦快哉”的境界。其时披襟当风之诵读，至今依然可以脱口而出——沉沉的黑夜，海愤怒地冲击着岩石，发出惊心动魄然而又单调寂寞的声响……

大约一周后，书终于在松林间读完了。书中人物的命运与情感在我内心掀起的波澜，让我按捺不住要表达、宣泄、倾诉。我想把书中的故事讲给身边的战友听。由于书中有一些描写爱情的内容，对当时的我们来说，还是有些不好意思直接讲述，于是我开启了自己的军事文学“创作”。我试着把林道静、卢嘉川等人物，移植到我烂熟于心的《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等小说情节，一有空就给班里战友们讲述，生生把《青春之歌》杜撰成了抗日传奇。

虽然常常会把人物讲串，逻辑情节也难免东拉西扯，但凭着当年看过的“打仗”的书，我居然讲了一个多月，且听众越来越多，前来“蹭听”的炊事员此后见我菜勺都下得很深。

后来，这件事还是被指导员知道了。他对我进行了批评教育，竟把那本书依然留给了我。

类似的读书趣事，当年还有不少。

比如抄读。偶尔辗转借到一本好书，为了反复赏读，只能选精彩的抄下来。我至今还保留王愿坚《党费》、普希金《射击》的手抄本。当年有一幅油画《我是海燕》——画面是一个女通信兵顶着暴风雨在电杆上修复电话线。不知是谁据此画面写下一首同名长诗，朋友抄给我，我又转抄给朋友，书友往往成为“抄友”。

再比如拆分。当时，有一些热门书，求读者甚众。为了加快流传，大家只能拆分为几部分，每人限定时间昼夜传着读。这样快是快了，但问题是常常得从中间甚至结局读起。记得《基督山恩仇记》当时是被拆分为6本。我一开读时，埃德蒙已经改名为基督山，开始了第二次报复。因此，至今我对此书的情节还是一团乱麻。

“往事回思如细雨，旧书重读似春潮。”今天，我的书已堆拥案头、满架盈箧，有一本书却一直被我视为“珍本”。那年，我所在的部队受命参加边疆作战。临出发前，我把刚读完的《牛虻》留在枕头下，书的最后一页最后一句被我用红笔涂抹——无论我死了还是活着，都是一只快乐的大牛虻……庆幸的是，它没有成为我读的最后一本书，我却因此更加珍惜和热爱读书的快乐。

当然，也有人把人生的最后一本书、最后一篇文章永远地留在了边疆。云南边防某部21岁的壮族班长韦建勇，是连队的文化小教员，也是文学爱好者。即便兵临战地，他依然在硝烟中坚持写作。

1981年，在一次被称为“勇士之战”的边疆保卫战中，这位“书迷”成为了永恒的勇士。战友们从他随身的挎包中，找到了写在干粮和弹药包装纸上的几篇小小说和诗歌，还有一本《解放军文艺》。

当时，我已是军区报纸的副刊编辑。手捧着前线转来的裹满硝烟的作品，我所能做的就是工工整整地誊抄，饱蘸激情地撰写编后，然后又与兄弟军区及韦建勇家乡的报纸联系，同时刊登作品和组织评论。接着，《解放军文艺》也将其《朝霞映出来的时候》等3篇小小说同期推出……

我相信，对于“书迷”韦建勇，这应该是最有温度的告慰。

书中自有战士情。有人问及这些作品写得怎样？我就会答以那句古语：“素以为绚兮。”用现代流行的句式，也可以说，有一种美叫作素朴，有一种绚丽叫作纯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