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长安街，确切地说，第一次见到长安街的地铁站，是在罗布泊核试验场。

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刚刚入伍的青年。在苍茫沉雄的亘古荒原、毗邻楼兰古国的那一处砾石戈壁，1∶1的长安街地铁车站就那么突然地出现在眼前，与之一起出现的还有火车、高楼、大炮，以及飞机、坦克和军舰的模型。听老班长讲，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时候，这里还有猪马牛羊、鸡鸭鹅兔和粮食种子，几乎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物品，都在这片广阔的荒原上接受了蘑菇云和冲击波的严酷检验。

那是一个烈日灼人的午后，放眼浑黄接天的“死亡之海”，看着眼前这些经受原子烈火试验的各类效应物，实难想象代表着科技发展最高水平的产物会以这种方式出现在这荒原之上。

在“一江清水送北京”的秦岭南麓、汉水源头，儿时的我常与小伙伴站在屋檐下，数着雨水在屋檐前溅出的水泡，背诵自编的顺口溜：“水泡水泡亮晶晶，长大我要去北京。”在小学三四年级的年龄，北京在我心中是朦胧的，却也有了小心思，想离开“一山未了一山迎，百里都无半里平”的高岭大山，去山外的世界走一走平路。

想来这世上的事情真有意思，当我提着印有天安门图案的提包，从西安乘坐绿皮火车一路向西，哪里想到竟会在罗布泊大漠与“长安街”撞了个满怀！

真正走上长安街、来到天安门，是当兵第十个年头的那个早春，任务是采访基地第一任司令员张蕴钰将军。心心念念的梦想即将变成现实，还要拜访心中的英雄，出发前的日子“我爱北京天安门……”被我哼唱得别有滋味，走路也轻快了起来。

在西长安街干休所那间宽敞明亮的客厅里，年逾八旬的司令员板板正正地坐在沙发上，墙上挂着“将军笑谈纸老虎，挥师戈壁建奇功”的条幅。话题由这幅迟浩田老将军的题字谈起，司令员讲陈赓大将把自己从大连召到北京，“我们国家要搞原子弹，要建原子靶场，军委决定让你去，是我推荐的，要搞好”；讲自己不同意一些专家在敦煌建核试验场的既定方案，带领队伍转向罗布泊选场；讲首次核试验时，他把启动核爆炸的钥匙装进贴身衣服口袋，登上百米铁塔陪着技术人员安装核弹引爆雷管……早春的阳光洒满客厅，将军娓娓道来。

完成了采访任务，下一站自然就是去长安街上的天安门。终于到了目的地，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巍然耸立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庄严雄伟的人民大会堂……新鲜新奇、神圣骄傲，潮水般涌上心头。我当时的心情与著名诗人贺敬之回延安时一样：“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地跳，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

2015年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当装备方队依次经过检阅台时，身处大会现场的我想到了罗布泊，想到了在那块火红的土地上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忠勇将士。1964年10月16日15时，罗布泊荒原的那声惊天巨响，宣告中华民族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当晚，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向参加《东方红》大型歌舞演出的演职人员宣布了这一喜讯，并微笑着提醒大家：“你们可以欢呼，可以鼓掌，就是不要踩坏地板啊！”

周总理是在确认之后宣布这一喜讯的，而在试验现场用仪器最早拿出“就是核爆炸”数据的正是林俊德。谁能想到，这位去世前几小时还在关心科研的“献身国防科技事业杰出科学家”，研制出冲击波压力自记仪的灵感正是来自于长安街上的电报大楼。当时，原子弹的研制已取得了重大进展，但要证明原子弹是核爆炸而不是其他爆炸，就得有检测的仪器，就得有人研制。他受领任务时，仪器是个什么样子、工作原理是什么，当时谁也不知道。虽然他和他的团队快马加鞭再加鞭，但还是一次又一次走进了死胡同。一天清晨，林俊德乘车经过长安街，突然传来的晨钟声瞬间让他有了柳暗花明之感，他由电报大楼上的巨大钟表找到了突破口。他，成功了。

在“光巨明，声巨隆，无垠戈壁腾立龙，飞笑融山崩”过后，压力自记仪得出的数据结论，由试验总指挥张爱萍第一时间从罗布泊报告给了周恩来总理。最先发明火药的民族勒紧裤腰带爆响了“争气弹”，有了自己的“打狗棍”，那一刻怎能不让人“呼成功，欢成功”？！

告别罗布泊已20余年，自北京遥望阳关之外的戈壁瀚海，长安街、罗布泊，地域上的它们天各一方，是一批又一批优秀儿女用忠勇把二者紧紧地铆在了一起。这些优秀儿女与奋战在祖国不同地域、不同岗位的奉献者一起，默默地托起了中华民族晴朗朗的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