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的杨清茨散文集《何曾东风旧》，王蒙先生特地为其题写了书名。这个书名让我不禁想起欧阳修的诗句：“少年把酒逢春色，今日逢春头已白。异乡物态与人殊，惟有东风旧相识。”

世界是发展变化着的，人事代谢没有穷尽，然而四季轮回春风去了又来，似乎就像老朋友一般，不曾忘了旧日的友情。虽然不知作者将“东风旧”嵌入书名是不是受了这句诗的启发，但我猜她或许是想借此表达自己对散文创作的主张。

那么，什么是中国散文作品的“东风旧”呢？我由此想到中国散文的传统。

中国散文的起源与诗歌一样悠久，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先秦。古人讲“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在记录历史的过程中，我们的祖先积累了丰富的写人、叙事的艺术经验，《尚书》《左传》《战国策》中写人、叙事的篇章流传千古。司马迁创作《史记》，兼收并蓄，借古开今，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叙事文学的典范。鲁迅评价《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此后，唐宋八大家的古文运动、明代的文学复古运动、清代风行一时的桐城派等，都或多或少继承了司马迁衣钵，把《史记》奠定的艺术传统延续下来，并发展到了新的高度。

中国散文写人记事的艺术传统来自史书，而其抒情言志的源头活水则在诗学。诗歌与散文在中国文学史上一直是并行互济的。诗言志，散文同样言志。《文心雕龙》里说：“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美的散文可以说是自由体的诗，跟好诗一样讲究韵味，注重含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苏东坡的前、后《赤壁赋》，均是令人叹为观止的经典篇章。柳宗元的《捕蛇者说》与杜甫的《石壕吏》，感时抒愤，志趣相同，只是文体不一而已。

散文应该怎么写？唐代的大诗人白居易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承上启下的划时代的观点。当时，韩愈、柳宗元等发起“古文运动”，务求恢复文章质朴无华、言之有物的传统；白居易、元稹等发起“新乐府运动”，倡导诗歌赓续古诗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功能。不管是提倡古文还是复兴古诗，他们都张扬传统，主张文学为现实服务。

鲁迅先生的散文集《朝花夕拾》上接中国古典散文的传统，他的文学观点其实并没有背离“文章合为时而著”的标准，并结合时代潮流作了新的阐释，开启新的境界。

当下，国家繁荣昌盛，人民生活丰富多彩，为文学艺术家施展才华提供了无尽的可能。“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精神，自应被发扬光大，并被赋予与新时代相应的新内涵。

杨清茨的散文是献给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华丽乐章。读她的散文，总能感受到优秀传统文化的丰沛滋养，总能感受到时代的呼吸与生活的脉搏。这其中，既有女性的轻歌曼舞，也有老百姓的喜怒哀乐与浓烈的家国情怀。她把自己放在了时代之中，放在了人民群众之中。因此，她的笔墨始终是饱满的，她的文字始终是深情的。

这本散文集收了不少游记，如《信天游》《宝成禅寺半日游记》《秋水共长天一色》《客旅江南骤雨时》等。单看这些散文的题目，就很有古风古韵，诗意扑面而来。如果一篇游记能让人从看山是山过渡到看山不是山，最终落到看山还是山，那就是一篇好的作品。进而如果能让人不但看到风景，还能在心底里不由自主地生发出对自然、对生活、对祖国山河的热爱，那就可以算是佳作了。

杨清茨还善于写人记事，散文集中绝大部分作品写亲情，因人见事，因事见人。作者敏锐地抓住日常生活里的点滴小事，从细节入手刻画人物，从中折射出亲情、爱情、友情的动人光芒，文字简洁、用语精准，绝不拖泥带水。如《漫话茶事》写友情，《那年的烟花》写亲情，《洛阳东风几时来》写爱情，都写得情理交融，真实鲜活，透露出日常生活的温度，读来让人感同身受。“国家和平安宁，众生健康幸福。我想这是我此刻最大的心愿。”杨清茨在作品中抒发的心愿，何尝不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心愿呢？

透过作者的作品《革命而浪漫的清水塘》《仰望一轮皓月》《漫谈音乐诗剧〈血沃中华〉创作》等，可以看出她对党的文艺事业的赤诚之心。这份赤诚已经融入作者对历史文化、现实人生的感受与洞察之中，与亲情、爱情、友情交相呼应，与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主流价值水乳交融。因此，她的散文不但能给人美的享受，也能给读者带来鼓舞，引起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