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我准时赴老人公寓看望父母。那天，我和父亲谈起部队新式军装的话题，他禁不住又向我说起重复过多次的“从军梦”。

1930年，父亲出生在豫东平原的一个农民家庭。尽管当时处在白色恐怖氛围中，长辈们依然给父亲起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字——“红军”。由于父亲是家里的独苗，爷爷对他的教育格外重视，让他从小就进入私塾启蒙，并熟读四书五经。后来，父亲的毛笔字练得龙飞凤舞，甚至一度闻名乡里。1947年8月，刘邓大军过黄河，途经我们村子。一位团长见我父亲能写一手好字，就动员给他当秘书。一身戎装的团长年轻英俊，说话和气，让父亲如同找到了知己，下定决心跟随团长跨马提枪闯天下。

但爷爷怕他有个三长两短，便跟我大爷爷商量着，老弟兄俩哄骗我父亲去喂牲口，趁机将他锁进偏僻的草屋内，任凭他拍打门窗使劲呼喊都无济于事。那天，团长在村里转几圈都没找到我父亲，只好叹息着离开了。

后来，父亲的“从军梦”并没有因此放弃。他曾两次冒着硝烟战火为解放军当挑夫。一次是他跟随解放军偷袭郑州南边的长葛火车站。父亲回忆当晚的场景时说，国民党军队的物资堆积如山，他们搬运不完，便点火焚烧，一时间火光冲天。还有一次是1948年6月，华东野战军攻打开封，父亲跟随挑夫队，亲眼目睹解放军冒着大雨冲击小南门，一拨人倒下了，后边的人嗷嗷叫着又冲上去，血水交织着雨水流进护城河，将护城河都染红了。庞大的挑夫队跟随部队涌进城内，将国民党的军用物资搬运一空……与父亲同在挑夫队的同族年轻人，不少人后来肩挑弹药随军南下，并参军入伍，但我父亲搬运汽油往后方送，再次错过了从军机会。

父亲总是慨叹自己空有个“红军”的名字，却难圆“从军梦”，当了一辈子农民。1976年，我高中毕业报名参军。得知民兵营长说我是独子，不建议我当兵，父亲还去找了大队干部求情。入伍那天，看到我穿上新军装，父亲开心地笑了。父亲的从军梦，终于在我身上实现。入伍后，我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不到两年就获得提干机会，部队为此专门派人回我的老家政审。这让父亲非常光荣，逢人就自豪地说：“俺儿有出息。”

不久后，我在一次边境战斗中负伤。父亲听说后，千里迢迢赶到医院，却被医生告知我可能会躺在床上一辈子。他并不甘心，回乡卖掉了家里的牲口和贵重物品，四处求亲告友借钱，遍寻乡间名医，最终找到了一位老中医为我诊疗。两年后，我奇迹般地站起来了，渐渐可以拄着双拐蹒跚行走了。

1981年7月，我被评为一等伤残，准备退役回地方疗养。在我退役前，父亲来到部队，陪我小住了半个月。那段日子，他跟年轻的战士很聊得来，经常应邀为大家写字留念，在军营的热烈氛围中过足了“兵瘾”。在我告别军营的那天，父亲看着我含泪摘下红五星和红领章，便对我说：“只要心在军营，不论走到哪里，这辈子都是兵。”那一刻，我才真正读懂了父亲的“兵心”。他来来往往去部队那几年，不仅是军属，更把自己当成了普通一兵。

这些年，我始终牢记父亲说过的那句话，拄着拐杖采访，创作了一些正能量的作品，有的还发表在军内外报刊上。我还应邀多次走进学校和机关，义务宣讲红色故事。每当我重温军旅生活，我便能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的那颗兵心，依旧永远向往着绿色军营。我想，这正是父亲期望的样子。